能更多地沿袭了他们祖先的非吴文化血缘。只是岁月漫长，使这些外域的流浪之人渐渐被平和温柔的吴地文化所熏陶，才使得他们的后代彻底与吴文化融合，成了地道的吴人，然而一旦有机会自我发展，他们血脉里的那种豪放和敢为的性格便会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长江村的变化可谓是这种典型中的典型。

    这一切都是从老村长郁全和手里开始发生的。

    “我是1975年开始正式当大队长的。当时有15个生产队，1147亩地，平均每人只有4分地。4分地上闹革命，这是长江村在没有乡镇企业之前所走过的路。那时我们也提出过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和目标，叫做：‘房子两边站，面貌彻底改。腾出土地来，增产再增产。’农业学大寨呗，可学来学去，全村的人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有人说张家港是苏州的苏北，我们长江村则是‘苏州苏北的西伯利亚’。老百姓穷到什么程度一般人想象不出来，特别是那些连4分地都没有的渔民，大冬天孩子不敢上岸，因为他们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只有待在船上钻进芦苇叶编成的草被子里……1976年7月15日至8月13日，时任我们沙洲县委书记的高德正带领我们到邻居华西村吴仁宝那里学习，那个时候江阴县也是我们苏州地区的，华西村和吴仁宝就是我们苏州树起的农业先进典型。到华西村学两件事：一是吴仁宝带领群众改天换地的精神，二是通过办乡镇企业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经验。这一个月对我教育很大，我想：我们长江村如果学吴仁宝的第一条经验，我们没法干成事，因为我们只有人均4分地，4分地上再‘革命’，也恐怕只能革出个半饱的命来，所以我想学他的第二条经验——办乡镇企业。”

    郁全和就是从办乡镇企业这条路将长江村带到了光明大道上。

    1978年到1980年那会儿，就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忙着按手印分田到户、广东东莞一带农民冒死偷渡到香港和深圳还有人在议论圈块地搞“特区”是不是资本主义时，郁全和及他的长江村已经轰轰烈烈地学着周边的兄弟生产大队，开始了创造“半壁江山”的伟业——大办乡镇企业。

    长江村与苏州其他的乡村还有些不同，最初苏州搞的乡镇企业叫“多种经营”，长江村的“多种经营”算是从实际出发，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长江边的长江村自然是靠长江吃长江。新中国成立人民公社后，长江村一直没有撤销的是一个渔业队。郁全和当生产大队长后，特别是看了吴仁宝办的作坊式小五金厂后，觉得自己生产大队搞“多种经营”的潜力比华西村大，于是他一方面加强渔业队，另一方面借渔业队积累的资本搞起胶木五金厂及造船厂，而且由于搞的是“特色”生意，有独家经营的优势。1980年，他已经把长江村的队办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他本人也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

    有一天苏州地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找到郁全和，告知他上级准备提拔他当副县长，并问他什么文化程度，郁全和说：小学。组织部副部长笑笑：你的实际水平已经到初中文化了，再锻炼锻炼就是高中了，这样吧老郁，你到学校开个证明，弄个高中毕业证书，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郁全和一听，脸就红了，憨笑道：这哪行！最后这位组织部长只好对沙洲县领导说，老郁不愿开学历证明，所以他的副县长就不好办了。

    “我一个农民，哪想过当啥县太爷！”郁全和向我回忆这事时，丝毫没有悔意地说，“我的本领和兴趣倒是在办乡镇企业上。”

    这年郁全和积聚了35万集体资金，创办了长江村第一个比较像样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而且提出了“借梯上楼，借资生财，借船出海，借腹生子”的“四借”战略。这与坐镇在苏州城里的高德正书记提出的“横向型经济”不谋而合。

    老郁是个“活络人”，很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