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乡镇企业家中有几个富裕一些的家伙对此皆想入非非。袁勤生属于“档次高一点的人”，他不换老婆，但他要换自己的身份——在家当农民、当乡镇企业家，而到了城里他是教授，开林肯车，身边外带秘书，这在当时是最阔的那一族。我的这位老乡牛就牛在他当教授可不是摆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地广受大学欢迎的真教授。

    他头上冠有几个全国第一：第一个被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的乡镇企业家；第一个出书的乡镇企业家。够牛！“我叫袁勤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现在的这个厂过去是个小水泥制品厂，就是做些水泥楼板一类的东西，最好的一年也有过30多万元的利润。但后来大家觉得有钱了，就开始了‘吃光用光分光’的‘三光’政策。今天来一个客人十个人陪吃，你吃我拿，我吃你拿，最后负债15万元，可固定资产只有13万元。后来我接手该厂，觉得不能这么干。乡镇企业也得有个发展不是？有人说农民办厂多半是扶不起的刘阿斗。我不服，于是就试着上任了。企业好坏，人是关键。于是我慢慢摸索并形成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方法。概括起来两句话：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不准干部向下面的人说‘调动’积极性，而是要求他创造有积极性的环境和气氛。我们这里的干部权力是很大的，不像国有企业，开除一个人要报好几级组织批准，我们可以一句话就开了他。但我从不用这样的权力，我靠宽容来软化和教育那些有问题的积极性不高的人。我聘用人从不看档案，我只看他的表现。他表现好，我就重用他……所以我现在出去讲课，十天半月不回厂，也不会有问题，企业生产照样好好的。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厂里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袁勤生时，他在现场给一个大学的几十名教授和讲师授课时所说的一段话。

    当时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听课的那些大学教授和讲师们，他们个个神情兴奋，满脸不可思议——

    “对人讲宽容”、“用人不看档案”，在那个时候，这些话就像今天我们听“神舟七号”飞天那么新鲜。

    袁勤生在苏州乡镇企业家中算非常另类的一个，而且至今人们对他仍有争议。多数乡镇企业家是纯粹的农民出身，或者说是农民中稍稍有些文化和头脑“灵光”（聪明）一点的人，但他们都带着泥土的土味和庄稼人的憨厚与狡黠，干出“名堂”和多赚钱是他们奋斗的基本目标，于是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效益，即账面上的钱数，而这种思维导致的直接管理行为是抓工人们“手头的活”、抓工厂“供销账本上的数字”。这都没有错，乡镇企业毕竟是“企业”嘛，市场经济离不开数量、质量和效益这类基本要素。但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告诉我们，企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实现还有其他一些要素必须注意，这就是人的要素。人是创造所有效益和数量、质量的直接的和决定性的要素。在毛泽东时代，人们通常把实现这种要素的根本管理行为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在苏州乡镇企业发展史上，有人就开始十分注意人的素质的培养并注重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要算袁勤生了。

    1990年那会儿，就在苏州的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半壁江山”呈现除深圳特区经济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当口，《人民日报》曾在重要位置刊发了题为《袁勤生的开明管理》的长篇通讯，专门对这位具有独创管理理念的乡镇企业家进行了介绍。那个时候人们对“理念”一词还不熟悉，其实袁勤生的“开明管理”，体现的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苏州的乡镇企业后来发展成一种经济模式，除了地域优势和苏州人经商的传统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精英都能像袁勤生一样，以“开明管理”的理念贯穿着办企业、搞经济的全过程。

    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