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的景象，相反你看到的是一幢幢掩映在樟园、枫林、桂丛和荷塘之间的花园式的高雅建筑，这就是规划蓝图的功劳。现在，整个园区已通过国家级的ISO14001环境质量体系认证，苏州工业园区率先成为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标准，是园区规划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原因之一。”参与早期园区建设的人告诉我，在园区工程启动之前，中新双方的专家就全面编制了各项基础设施的专业规划，在国内率先实行了高标准的“九通一平”。“九通”即道路、供电、供水、排水、排污、燃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的全通，“一平”就是土地填高平整。其“九通一平”的标准即使放在发达国家也毫不逊色。

    李光耀曾经颇为得意地向人夸耀过，“我们的软件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建立在许多硬件之上的。”

    有一家投资1.5亿美元的外企，到园区落户建厂院时，曾要求在大门前的绿化带上开一个出入口，因理由不足未被园区批准，但这并未影响该企业对园区管理的赞赏，他们说：“园区的开发建设规划做得非常好，我们5年前拿到的发展蓝图和后来拿到的现状图纸非常接近。”

    这种规划就是法，是法就不能随意改的“软件”管理模式，所实现的结果常常是很硬性的，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可想而知的。

    “软件”不软。这是苏州人在学习和移植新加坡管理与经营过程中感受深切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也有很多让新加坡人感动的‘软件’。”亲身经历了园区初期建设全过程的吴克铨说，“刚与新加坡合作时，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总是持怀疑态度，所以初步签订协议后，就一直在观察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后来用自己的行动让他们相信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是值得信赖的，并且是最讲究效率的，尤其是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让他们深切感到我们中国人的‘软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园区，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极为感动——这就是苏州人的创造与创新。话得从建设园区之前和初始说起：

    一个城市的成长其实与一个人的成长差不多，在起步的时候通常也会被一些最简单的事弄得焦头烂额，有些甚至放不到台面上。我们知道，让新加坡人帮助办工业园区，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除了没经验外，最主要的是没钱。但当园区建设一上马，人家新加坡人干什么都是按美元或新元付酬的。可苏州人不能，即使已经明确是筹备组成员的那14个“园区元老”，他们也还只能拿原来的工资。

    “按照双方的协议，新方的律师每一个字一元新币——一元新币是5元人民币，可我们中方律师只能拿‘基本工资’。新方人员加班，可以拿双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们苏州人加班加点一般给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园区筹备组成立时，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始借了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后来人家有意见，我们只得搬出来。好在财政局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借了100万元作为园区筹备组的筹备经费。筹备组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个地方办公吧！最后为了省钱，我们在金鸡湖旁找了一个闲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几间房子，算做‘根据地’，这还是通过章市长与郊区书记的交情才算有个着落。现在留在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史料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当年我们筹备组办公的旧房子。办公总算临时有了一个地方，但那时的金鸡湖一带，几里路内找不到几户人家，我们工作人员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最后全部靠外包送大锅饭才解决了我们的难处，所以后来有同志总结说我们苏州工业园区筹备时是靠四个桶起家的：一只盛汤的桶，一只盛饭的桶，一只装菜的桶，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整天泡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肉桶’……”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