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铨回忆说。

    “中新成立联合公司后，我出任行政总经理。为了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同等尊严，我们要求参加联合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应该与新方雇员拿一样的薪水。后来这虽然争取到了，我这个行政总经理的工资每月是11万人民币。可我们自己清楚，这是名誉工资，我拿回来的钱是到不了我手的，实际上还是拿原来的一个月2500元。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亏，因为所有参加园区建设的同志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在为苏州、为中国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奉献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周志方说。

    当然，后来在园区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对提高了一些，但与新方人员相比，仍然是工资上的“一国两制”，远远比不上他们，可即使这样，市里机关的不少人难免有些眼红，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在园区没日没夜工作的人如果没有高工资、好待遇，怎么可能拼了命在为“资本家”干活呢？

    针对这种议论，市委书记杨晓堂有次在干部大会上很严肃地讲：“你们不要老盯着他们的待遇，你们有没有想过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才多少人，知道他们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吗？二是他们为我们苏州创造了多少GDP？多少财政收入？再说，把他们这些人拉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对整个苏州有什么好处？”杨晓堂这么一说，以后就基本上再没有人提这样的事了，倒是园区人那种奉献精神、拼命工作的事常常传到市机关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们从昔日那片烂湖死塘的金鸡湖旁看到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这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气象万千，而且带出来的是具有世界最先进管理模式与全球化新经济色彩的时代浪潮……于是往日的那种怀疑、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心态，化作了新鲜、欣喜、感动和主动关心园区大建设的热情。

    新加坡的“软件”确实有其非常科学和代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经营管理与现代化城市运营的独到之处。不说首期8平方公里和后来的70平方公里的烂湖河塘的低洼地统统填高几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说负责规划的专家在考虑一个路灯的样式时要向全世界灯业设计界进行招标，单就水、电、线、管……那些繁琐复杂的地下工程，他们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几十年后可以不再需要“开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规划设计，让苏州和中国的同行们无不敬佩至极。

    在地面工程和招商引资尚未见影子时，新方坚持一定要把一个投资数亿元的污水处理厂建起来，而且要求开发区的70平方公里内的污水做到全部实现自流通畅。这样的标准和超前水平，在中国建设工程史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一开始就这样做。施工开始了，新加坡承包商们驾着巨型凿掘机，在9米深的地心飞旋凿进，而地面则毛发无损……苏州人看在眼里，感叹在心中：人家的“软件”其实是建立在硬件之上的，而这样的硬件是建立在科学理念的“软件”之上。

    然而，苏州人和中国人在与新加坡合作建设园区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感叹和感慨，他们同样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中国人自己的“软件”——

    按照中新双方达成的协议，园区建设是由中新合资组成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CSSD）”运营的。这个CSSD公司（当时）新方是大股东，占65％的股份，中方占35％股份。公司注册资金为5000万美元。新加坡国虽小，但人家是富国，而且私人出资的公司，该到账的3250万美元全是现金。

    当时苏州没钱，按照注册公司35％的股份也应为1个多亿人民币。既然合资，就得共同出钱，而且外国人非常讲究注册资金的真实性，“我们的钱到账了，你们的钱也必须要到账。”新加坡人提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把苏州人差点急出病来，为啥？没钱啊！

    政府借给我们100万元筹备费后，剩下的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