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1967年。”有人则说。

    “那到底是1965年还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为这很重要，如果这一时间成立，等于说皂树村的分田到户，其实要比安徽小岗村早出十年！

    “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拍胸脯保证比他们那儿分田到户早得多！”

    “早得多……后来报纸上说学习安徽人分田的事，我们这儿早就把地分掉多少年了！”

    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儿的分田到户总的时间远比小岗村要早。那么到底早多少年呢？现任村支书李方满的话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他说：“我是1966底、1967年初当生产队会计的。在这之前，我们村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起来的食堂已经停了几年，记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当会计时，生产队就研究决定先把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但这一招还是没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来，社员们普遍反映粮食还是不够吃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村上还有70多亩好田好地怎么种就是上不去产量，而相反已经分掉的那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产量挺高的。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体在种，社员们不像对分到各家各户的那些旱地和边角地种得认真，所以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是不够。针对这个情况，生产队最后决定把剩下的70亩好田也按人头，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户……”

    原来如此。“这事上面一点不知道？”我问。

    “知道。公社知道的。”

    “知道了他们还同意分？”

    “怎么会同意呢？”李方满说，“那是‘文革’最疯的时候，是打击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年景！我们哪敢顶风公开分田嘛！”

    “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招数？”

    “这你问问我们这些老干部。”李方满指着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汉，说：“他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又是三队队长，他知道。”有人马上告诉我，老汉叫李文君。我便让李文君老汉坐到身边，请他讲讲当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汉说：“公社才不会让我们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是以种菜地和猪口地等名义分的……”

    “啥叫猪口地？”我不懂了，便问。

    “就是猪的口粮地。当年农业学大寨时，我们农村养猪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文化大革命’，这是上面号召的，还有种菜子地也是上面号召的，所以我们借上面的号召、为多种菜子地、种好猪口地名义把地分了……”李文君咧着掉了好几颗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着说。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们其实一直很聪明，当苦难的生活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人间的许多奇迹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文明史的推进，尤其是靠他们的这种创造力和发誓改变命运的积极性。而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许多人似乎正在忘却农民的功劳，这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中国今天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其实就是靠像皂树村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础为推动力的。

    “当时我们还利用政策，掩饰了我们分田到户的做法。”李方满说，“人民公社讲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于是我们根据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个生产队，再分成小小生产队，又三分为九，成了九个小生产队，这一分，全大队等于把所有的地通过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

    “我不太懂这层意思。”我被聪明的农民们有些搞糊涂了。

    “哈哈……”于是全屋的人大笑。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我们皂树村本来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