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给秦文彩打长途电话时，那兴奋劲有点像小孩似的。

    疲惫的秦文彩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感到十分开心，他也在想象康世恩和宋振明他们在大洋彼岸与诸多美国石油巨头频频签约的热闹场面……

    6月5日至6月9日的短短5天时间里，康世恩带着宋振明他们，来回穿梭在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掀起了一场强烈的“中国旋风”，着实让美国人感受了一下开放后的中国风格。

    与此同时，秦文彩在北京也主持完成了石油部与英国、意大利等公司的物探协议的签订。这过程中，作为中国近邻的、且又是能源紧缺的经济大国日本，看到欧美国家与中国海上石油开发搞得热火朝天，哪能安得下心？“我们一定要走在欧美之前，甚至不惜动用政府的力量！”时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推动者，他的态度坚决而友好，所以中日之间的海上合作被迅速提到议事日程。然而由于中日两国在海域的国界长久地存在一些分歧，如钓鱼岛的争议由来已久，合作海洋石油开发便滋生出比与欧美合作更复杂的政治因素。

    一时间，首相大平正芳为此事专门召集内阁大臣会议，统一意见，并亲自出面与访问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协商，最后两位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搁置分歧的地方（钓鱼岛问题），在可以合作的区域进行合作。

    但具体运作中日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工作的石油部发现，中日之间的事，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尽管两国最高领导已经商定好的事，但一到具体执行的部门和下面时，阻力仍然巨大。

    这阻力既有政府间的强有力部门，又有来自民间的。还有比这两者更要害的部门，如军方。军方听说石油部要与日本在渤海湾合作开发，总参谋部立即向军委报告，指出：渤海是我京津门户，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是敌人从海上来的重要方向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因渤海是我唯一的内海，安全保密条件好，建国以来除了国家加强海岸防御措施以外，军事部门和守护部队陆续在这一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军方的态度非常明确：鉴于这种情况，渤海湾的石油勘探开发，“最好不与外国人进行合作”。

    也许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日本方面更是紧紧抓住要与中国合作不放。大平正芳甚至放出话说：中日两国恢复关系正常化，我们走在了美国人前面，中国方面应当摒弃历史和传统观念下留存的偏见，我们是近邻，近邻不合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是残缺和不完美的。

    而就在这时，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这些部门和这些人也不是一般人，他们通过特殊渠道频频向中央反映：“我们中国自己也有地球物理勘探人员，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能够找到大庆这样的世界级油田，却不能在海洋上找油了？”一句话，石油部“弃近求远”、“崇洋媚外”！

    这么大的“帽子”，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谁要是被人扣上，谁就可能什么事也干不成！那时候，“文革”虽然宣布结束了，可留在人们头脑里的东西和一些意识仍然相当严重，石油部如此起劲地引进外资，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搞得如此火热，在一些部门和一些人看来，石油部的行为已经同“叛国”、“卖国”相差无几了！

    石油部秦文彩他们哪吃得消这个？可他们自己又无法一一去争辩。再说，对石油部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后来已经不单单是个别部门的事了，一些曾经身居过要职的老领导也在说三道四。康世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1979年的7月和8月，连续两次以个人的名义，向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写信，陈述中日合作在渤海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相关问题和为什么要让外国公司到我海域进行海上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