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石头”终于摸到
在人类发展中，中国曾经远远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头，但在晚清时代落后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彻底败落于世界强国的标志年代。石油经济的历史变迁，情况与之十分相似。中国是最早发现和运用石油的国家，公元100年前，东汉史学家班固就在《汉书》中有过“高奴有洧水可燃”的记载。而“石油”一词则是我国九百多年前的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的，并认为中国的“石油至多，于地中无穷”。
然而，真正的工业化石油开采，中国又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海洋石油开采的历史更是落后了西方半个世纪左右。1978年对外开放之前的中国海上石油开采，几乎是零。渤海湾和南海领域有过一些船只，但也只是小打小闹，没有成为什么气候。
可是这个时候的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区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已经相当成熟。美国的墨西哥湾大发现自然更不用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挪威和英国先后在欧洲的北海发现了埃克菲斯克大油田和福底斯特油田，使挪威和英国所拥有的北海油田储量分别达到575亿桶和154亿桶，一向依赖石油进口的英国也一跃成为主要产油国之一。整个西欧的石油储量几乎与美国相等，仅北海的石油产量就达到200万桶/天。地处中东的海湾国家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则更早、更广泛和更大规模。苏联时代在里海的石油大发现，同样是激动人心和让人产生妒忌的。
当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被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巧妙的手段开启后，石油人成为了开路先锋，海洋石油的勘探开发则是具体的战役和战线。与数家外国公司的地球物理勘探协议签订后，用康世恩的话说，这仅仅是“报了一个幕”，下面的戏怎么唱、好看不好看，全在编剧和演员了。
当然，戏要好看，导演是第一位的。
中国人过去对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全程领导指挥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这样的陆上大油田勘探开发的康世恩、张文彬，也仍然对海洋石油工作所知无几。这时摆在中国石油人面前的一项紧迫而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当外国的先进勘探和开发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平台一艘艘载着设备和众多人员进入我主权之内的海域进行作业时，我们如何管理、如何衔接、如何按合同程序和国际工程管理法律条例履行自己的职责，成为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
“老外”办事，风格独特，一旦合同订下，一切按合同办，哪条哪款没有履行，你就是出于好意让他挪动个屁股，他都会来一句“让我的律师跟你说话”。
中国石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海洋石油基本上是“海盲”。而形势又迫使“海盲”必须与“海盗”（精通海上石油勘探的人常常这样戏称自己）较量。政府赋予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他们的基本要求又是“必须赢”，当然最好是“双赢”——在无法实现“老外”与我方都能满意的时候，允许“老外”多赚点钱，而我们自己则必须学到技术、找到真正的海上新能源。
不难看出，政府赋予石油人的责任是：不管什么情况，不管与外国公司合作有多大困难，我方必须占有绝对主动权，找到油源和学到本领是目标，必要的一些学费可以花，但要花在刀刃上。
康世恩、张文彬和秦文彩这三位都是军人出身的老石油人，尽管解放军的战史上很少有他们的战争功绩记录，但要论在石油战线的工业战役，他们个个打得漂亮而精彩，可以称得上是“百战百胜”、“智勇双全”的将帅。然而面对已经或即将在中国海域布阵的外国石油勘探开发船队，作为代表中国政府管理团队的统帅与最高指挥官，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紧迫感。
海上石油勘探开采风险本来就大，现在又是外国公司在做主力军，“海盲”的中方又作为业主，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