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对于市民是相当危险的。

    友海好像是很明白作战过程的一样，确否不得而知，好在是年青人随便的谈话，姑且把它记录在这儿。

    警报期间特别长，太阳把头晒得有点痛，我弄得有点不能忍耐了。

    ——我看警报是快要解除的，我俩回去吧。我向友海催着。

    ——好的，大概是快会解除了。

    友海陪着我刚好回到门口，他说：哦，你有先见之明，警报解除了。

    他是听见了解除警报的哨声的，但我依然什么也没有听见。

    不一会壕里的人也回来了，大家都笑逐颜开十分高兴。

    接着又是新民报馆铭德来电话，这电话中所报告的消息，更于大家的高兴之中又增加了高兴。

    据说，这次的敌机来袭，我机在城外和它堵截了好一会，窜进了城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又说我们的高射炮，在浦口一炮连中了三机。怎么连中了呢？是因为一炮打中了敌机的炸弹，炸弹爆炸了，自行打伤了两架，一并坠落了下来。

    一炮中三机！这在将来恐怕要成为谚语。这比旧时的“一箭射双雕”更来得摩登而可纪念。

    敌人宣言，要把南京化为灰烬。

    我却亲眼看见，敌人在南京化为了灰烬。

    警报解除后，汽车又开来了。汽车夫异常的高兴，在车里连连地向我说，我们的高射炮真打得好，真打得好！城里所打落了的两架飞机，他也看见了。

    一街的人都是笑逐颜开的，那笑中自然有从恐怖里解放出来的安心，而更加不用说的是含有真打得好、真打得好的欢喜。这欢喜把我们民族的感情打成了一片，我们要把这民族的欢喜汇成哄笑，轰落下敌人的一切的飞机！视死如归的欢笑的轰炸，这是我们的至精锐的武器，敌人，你尽量地来吧！（郭沫若《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58～488页。）

    郭沫若是个浪漫诗人，中国军民对日军的抗击引发了他胸中的一股豪情，爱憎在郭沫若心中十分强烈而分明。

    客观地讲，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作为国家首都，蒋介石还是十分重视敌人的空中袭击的，除了把防空列入防御准备外，还专门制定了《防空法》，从这一点上讲，算国民政府早作了精神上的准备。蒋介石于1937年9月7日签发的防空密令，全文如下：“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并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霆密。现值抗战期中，敌机不时来袭，各该长官均负有维护地方治安，保障民众安全之职责。关于各该省市及所属各地方之一切防空设备应即切实规划，认真赶办，尤应指导并协助民众掘筑六尺深、二尺宽之简易防空壕沟，上盖木板，厚填土层，随地构筑，愈多愈好。即便闻警趋避，尤属费省易举，安定人心关系甚大。务仰督率民众切实遵行并应加重各县县长之职责，一体遵办，毋稍敷衍。倘有玩忽因循或遇敌机来袭时地方长官自行畏避贻误空防，致纷乱秩序，加重地方民众之损害者，一经查出，当按军法惩处。仰即遵照，并分别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中正。”

    在政府和军队的动员下，当时的南京军民对日军空袭，从开始的惧怕到后来的无奈，再到从容应对、有条不紊，甚至嘲讽、蔑视，很有大国风范。这里有三位中外记者在当时采写的报道，可一窥大轰炸时期的南京人心态，很有味——国防部记者：

    （刊于1937年9月20日《华美晚报》）

    南京，是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它的轮廓，具有整齐的线条美，有古代宫殿式和现代立体式以及最精致的罗马式底建筑物，更有一切大都会所应有的热闹与繁华，无疑的，我们的南京，它和金的纽约，花的巴黎，铁的伦敦一样底庄严，一样底伟大，一样底重要！

    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