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圣人，我们中国百姓称他是“活菩萨”。但拉贝毕竟是个德国人。德国人的性格不允许他彻底地背叛自己的民族与信仰。作为人的拉贝，他的善良、正义和爱心，使他成为在异国他乡拥有千千万万人去朝圣他的纪念雕像（在当年拉贝居住过的南京大学校园内的房子前）的伟大人物；而作为德国人，他具有当时德国社会、政治文化及民族所带来的心理和信仰上的缺陷——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他个人政治品质与人格上的问题，然而这恰恰又是导致他晚年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

    拉贝确实是个“纳粹”党员，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纳粹”党员就一定是坏人，拉贝加入纳粹党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己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刚上台时所推行的政策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身为西门子公司海外职员的他，以德国人严谨而有些古板的民族意识，恪守着要“为国家服务”的信仰，同时还因为有特殊的原因，促使拉贝在并不了解国内政治和希特勒到底是何许人也的情况下，于1934年在南京加入了国社党（后来演变成纳粹党）。

    这一年，已经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的拉贝，为响应和配合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事实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当时的德国政府关系一直不一般，如前文所言，即使在南京大屠杀前后，蒋介石身边的军事顾问基本上都是德国军人，而与日军决战的中国军队的重兵器和精良武器，基本也是德国人卖给中国的），作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首都的负责人，他在南京创办了一所德国学校，这学校主要是让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德国人子女有读书的场所。身为中国地区的德国学校理事长，拉贝在海外办学，必须得到国内当局和执政党——希特勒的国社党的批准，这样才有可能申请政府给予的教学经费。

    拉贝是在这种情形下加入了纳粹党。

    “国社党”的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此名称对于长期在海外工作、对国内情况基本不太了解的拉贝来说，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拉贝也看过许多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希特勒的讲话，这样一位正直的德国人完全相信了他的主观判断：国社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袖希特勒是“好人”。拉贝的入党与对纳粹党的信仰便是如此，简单而直接。法国历史学家克莱斯勒女士，在其研究“纳粹主义在中国”的过程中，证实了像拉贝这样的人并非因为真正信仰和崇拜希特勒而在远离本土时加入纳粹组织的。根据克莱斯勒女士的调查，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德国人办的学校的理事会里，都有一个国社党的党员在代表德国国社党行使领导职权。这位专家因此认为：“一位德国的外交官、记者或者是国家企业在国外的代表，是很难避免不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应该承认，拉贝先生对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身份颇为看重，并且在如何维护“党”的形象上具有自觉意识。正如他在1937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是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便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从这话中可以看出，拉贝看重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有其内心存在的一种必须维护“党的荣誉”的自觉意识。

    可悲的是，拉贝虽为“纳粹”党员，其实他对自己的党并不了解，更对希特勒的真面目知之甚少。

    拉贝一生有30年时间在中国，其间有两次回国经历，但时间都很短。对国内的情况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根本不清楚。

    从拉贝加入“纳粹”党开始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显示出他对这个其实并不了解的党的认识和天真的信仰。远在东方的拉贝对自己国家内部的事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