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加入的党的了解，仅仅是靠一些从上海转到南京的英文报刊上零星的文章和新闻获得的。这些文章和新闻中的内容，多数是希特勒在上台初期蒙骗德国人民的东西，当然这样的东西也蒙骗了拉贝这样的海外德国人。拉贝从心底对自己加入的党和希特勒怀有特别天真的态度，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这是中所写的诗句。像所有德国人一样，拉贝富有革命的激情，他对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怀有崇高的神圣感。也正是这份“崇高的神圣感”，使得他终究没能认识到纳粹的本质。因此拉贝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后所受的种种“背水”命运，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回国之前，拉贝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场记者招待会。这场招待会上，拉贝首次在公开场合把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公之于世，且是以他的所见所闻形式进行的。这对当时让全世界认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拉贝始终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和有责任感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必须作出的贡献。事实上拉贝到上海做的这次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的行动，也得到了包括当时德国驻中国大使的赞赏。拉贝对别人的赞美并没有沾沾自喜，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质朴、忠厚、谦逊和纯粹的德国人：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者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歌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父亲去拜访他（他已经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嗯，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身去睡了。

    他的朋友也都几乎一致这样认为，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诙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处随和。”当然，拉贝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前别各种奖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弄姿势表情”。这样评价拉贝的人，是拉贝的德国朋友埃尔温·维克特。

    “质朴忠厚，仁爱之心待人，工作严谨而热情，富于强烈的同情心”，使拉贝作为典型的德国人而受到朋友们的一致赞赏和信任。维克特说：“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粹的英语，但不会说中国话，和中国人打交道却用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上海的一个地名，那里有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地。拉贝他“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这也给后来拉贝在日本军队残暴对待中国公民时能够挺身而出保护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事实上，长期在海外的德国人拉贝，已经对自己的国家根本没有多少了解了，曾有的一点儿印象也纯粹是内心的某种虚幻的理想主义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点，1938年初，刚刚经历了人世间罕见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拉贝，他的意愿是让全世界了解日本法西斯所犯的罪行。而这也注定了他对同为法西斯的希特勒德国从渐渐失去崇拜与幻想到彻底决裂。

    拉贝天真地以为他在中国南京的善行和义举可以让自己在德国获得同等待遇。他肯定是想错了。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