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并非如此。因为1938年的德国和希特勒还保持着很多假象，与中国的关系仍处在“半热恋”状态。读者也应当清楚一个时间点：这时的德国法西斯还是比较隐蔽的，而它跟日本、意大利成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时间是两年多之后的1940年。这阶段的希特勒，不仅蒙骗了像拉贝这样质朴而单纯的德国人，连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这样老练的政治家都被他蒙骗了。

    所以说从拉贝对希特勒怀有信任感这一点就断定他骨子里有“纳粹”血脉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1938年4月15日，经历近一个月的海上旅程，拉贝与妻子一起回到了自己国家的首都——柏林。

    毫无疑问，此时的拉贝已经属于除日本国之外全世界都公认的英雄，报纸上的宣传和他在上海和香港等地举行的几场公开揭露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的报告会震惊了国际社会，而他在南京的义举也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普遍赞扬。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授予他一枚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德国外交部也授予了他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

    回到德国后的拉贝，忙于到处作报告，介绍和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他的“南京安全区”内所发生的真相。这些报告会引起了德国朝野的巨大反响，甚至让德国军方都十分感兴趣。5月25日，拉贝被邀请到国防部作报告，反响仍然很好。德国军人最感兴趣的是拉贝带回的由友人约翰·马吉先生拍摄的日军士兵在南京施暴的影片，拉贝后来明白了他的国家的军人们原来已经悄悄地视日本法西斯军队为自己的“榜样”了。

    很快，拉贝就收到了“纳粹”党大区党部负责人的口讯：你不能再到处作报告了。

    “为什么？”拉贝不解。

    “你的内容影响到我们与日本国的关系问题。”人家这样告诉他。

    拉贝沉默了，也开始痛苦。

    “先生的经历和这些珍贵的影片资料，你应该让元首了解和知道。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时有人向拉贝建议。

    “确实我应该这样做了。”拉贝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回到德国，能够亲自向“元首”汇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的真相，是他的使命。之后的时间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于1938年6月8日将平时作报告的文稿，寄给了希特勒，并且还附了一封信：

    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的报告面呈给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遭受的苦难。

    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

    在此期间，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

    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

    然而，事与愿违。正当拉贝一心期待“元首”带给他的好消息时，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几个盖世太保，告诉他：“你被捕了！”

    两名盖世太保官员搜寻了他的家，并且带走了拉贝的6本日记和约翰·马吉的影片资料。

    在警察局里，拉贝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

    “我有罪吗？”拉贝非常生气。

    “从此以后你要保持沉默，不许作报告，不准出书，不违反党员的纪律和责任，我们会马上释放你。先生能保证吗？”盖世太保盯住他眼睛问。

    拉贝沉默片刻，点点头。

    就这样，他被释放回家。4个月后，他被扣的日记还给了他，马吉送给拉贝的影片资料则被永久地扣留（这套极其珍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资料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