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黄汲清满怀壮志地由旧金山飞达香港，准备回国。可是，就在他下榻香港的一家饭店时，一位在台湾工作的旧友匆匆找上门来，并当面向他转交了一封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电函。傅斯年是黄汲清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曾是一度崇拜的人物之一，傅与丁文江、胡适都是好友，黄汲清做了丁文江的得意门生，傅自然对黄也格外看重。此次，傅斯年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出面邀请黄汲清到台湾大学主持地质系工作的。傅的电文中语气之恳切动情，真让黄汲清激动了一番。可黄汲清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那弹丸之地台湾呢！包括傅先生他自己在内？往内地一打电话，黄汲清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正在大撤退，把大陆各界名流拉拢到台湾是蒋介石大撤退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不去！搞地质的，就得爬大山，跑大川，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有啥地质可搞呀！黄汲清把傅的电函一扔，毫不含糊地对旧友这样说。那时的香港乱得一团糟，而蒋介石的特务到处都是。黄汲清怕出意外，决定立即抽身回国。

    回哪儿去呢？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是他出国前的从职单位，理当回那儿，可听说南京已被共产党解放，地质调査所也被收管。作为曾在旧政府中任过职的知名人士，当时黄汲清心里顾虑很大，毕竞他对共产党不了解。尤其令他担忧的他那位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恩师翁文灝，听说还被共产党列入重要战犯之一而逃之夭夭了。外界的传闻当时也很多，尤其是蒋介石派特务在高层知识分子中放的谣言就更多。有人说共产党来了，凡在国民党政府中当过官、委过号的，不是杀头就得坐牢。黄汲清心想，自己官也当过地质调査所所长、号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可怎么办？最后，他心一横：管他那个，老子搞地质搞科学是一生变不了的事，任杀任砍听天由命吧。当时他最挂念的还是妻子和三个孩子。有人吿诉他，在南京混乱时，他的家人搬到了重庆北碚住。黄汲清再也没有犹豫了，在大陆的人们潮水般向南奔命时，他一手挎一个皮包，顶着硝烟与尘埃，回到了山城。北碚是个距重庆十几里外的小镇，抗战时黄汲清曾作为所长带着中央地质调査所全班人马在此安营扎寨过几年。此时的小镇已是一片凄凉萧条。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坐镇山城还想在此作最后的挣扎。黄汲清记得，那天他正担心在人慌马乱一片狼藉之中家人会不会走失时，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站在他面前傻笑着。儿子？儿子！黄汲清喜出望外，他放下皮包，张开双臂上前抱住大儿子浩生。

    全家团聚在战乱的硝烟之中。那时的黄汲清什么都不想，只要一家五口人平安无事就阿弥陀佛。可偏偏有人要找他麻烦。一天，有两位持枪的宪兵上门了。

    “黄先生，我们奉命请你与我们一起走。”宪兵显然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大科学家，说话还算客气。

    “上哪儿？”黄汲清问。

    “南边，或者台湾。”

    “我不去。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司，我还是那句话：搞地质的，就得有自己的地盘，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没法干。”

    宪兵冷冷地看了黄汲清片刻，没有说话就走了。

    没过几天，又来了几个当兵的，而且还开了一辆吉普车，惟一不同的是军装变了样。

    “这回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一位当官模样的人说。

    黄汲清看了一眼妻子和孩子，只好跟着上了车。

    吉普车一溜烟走了，家人的心却吊到了嗓门口。夜色朦胧时，吉普车又回来了。黄汲清跳下车，拉着妻了和孩子就往屋里走，情不自禁地连声说道：“我放心了！我放心了！”

    “怎么回事？”妻子问。

    “我见到了共产党！”黄汲清滔滔不绝道：“他们都是好人，完全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有几个当官的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