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勇气。我发现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猜想这是第一次、或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可以让我不失声痛哭的力量……

    离开天津，我到了山西。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天地。一个是海与河的天地，一个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闹的大都市街头，当白芳礼老人蹬着他的三轮车艰难地穿梭奔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时，人们几乎谁也不会注意或听到一声是属于一位八十多岁老人所碾出的那个车轱辘声。在太行山脉的崎岖小道上，人们同样不会注意或听到一位普通农家妇女推着她的那辆两轮板车的轱辘声……

    但，我却听得清彻、悦耳，甚至那么动情。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可以在咖啡馆里随意听一出富豪们为情人或美女的一个笑脸而一掷百万的绯闻，也可以唾手捡一篓有关腐败官员费尽心机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丧尽天良的佐证。然而你或许不能相信和明白这样一件事：一位山区妇女和她已经死去的父亲二人，前赴后继二十年，靠推小车养猪致富来济助一大群从不相识的贫困学生。令我感动的是，这对许多年间每次出手都是几万几万的“济困父女”，自己家中却穷得一贫如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这对经常出现在京城、省城的大会堂、电视台里的慷慨资助者家中不仅见不到半点儿“富裕”，就连基本的生活家什都难见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几间农舍，农舍里面是一字形排着的三个立柜，主人说这还是曾祖父传的；一张方桌，两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还短了半条腿；惟一的奢侈品，是方桌上摆着的一台17英寸电视机，那是死去的父亲在他当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从省里得奖抱回来的。主人见我们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盯在那只老式立柜上的那把铜锁，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钥匙当着众人面打开了——没有金银财宝，更没有绫罗绸缎，只有上下两层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破褥。

    毕腊英说她从来不愿有记者、作家什么的到她家采访，她说她宁可披红戴花地站在主席台上让人们认为她真的是财主什么的“吹”着、“抬”着，那样那些贫困学生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则她说她的一份心意别人就不敢领受了。

    与太行山的泥土一样质朴的毕腊英，不善言辞，更不善装腔作势，除了当她推起两轮车给一群猪崽喂食扫圈时所勃发出的那一股麻利劲外，你见到的她只会是一脸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儿那特有的举止。然而这只是你所看到她的表面现象，你看不到她的那颗对生活、对贫困学生的怜惜的滚烫之心！

    毕腊英和她的父亲都是农民，也没有特别的能耐，他们靠一个庄稼人能做的一点种粮养猪的本领，一个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父亲），一个是省人大代表和第一届国际家庭年“五好家庭”金奖得主（毕腊英）。

    “咱是农民，农民除了身上有力气外就没其他啥本事。力气虽不是金银钱财，但却能生金银钱财。咱有力气呀！力气用完了会再生出来。出点力，少睡会儿，多收几百斤粮就少掏钱买饲料，少掏钱买饲料一年就能省出万儿八千块来资助那些贫困娃娃上学、读大学。”让毕腊英谈帮困助学的“思想境界”，你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你又同时会发现她是位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没有高深的智慧，没有闪烁的辞藻，毕腊英跟着她那位可敬的父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助学历程，而这条漫长的助学历程既非惊天动地，又非常人所能。毕腊英对自己为何走上一条“养猪助学”人生路的最初印象并不深刻，她说还在她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时，就亲历过父亲出的一次当时让她难以解开的谜。那时“文革”刚结束，因受不白之冤而蹲了几年大狱的父亲为洗刷屈辱，在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开始了长达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