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

    我看父子俩有些较劲，便赶忙打岔：“这位大哥你能给我说说在北京做工的事吗？”

    “唉，不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嘛！”父亲一声长叹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

    “说来话长呀……”等儿子出门打水走后，这位学生的父亲便跟我聊了起来，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位与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三年的安徽汉子，竟为了儿子的学业几闯京城，历尽沧桑，且险些丧失生命。下面是他的话：

    ……说起来我家还不算乡下，不过也不算城里，是典型的南方小镇。我孩子的爷爷辈在解放前做小买卖，后来办了个小作坊，结果一解放被划了个小资本家。这好，打那时起，我们家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就被人连根拔起并抛到荒野……其实我这个解放后才出生的“资本家狗崽子”，打生下后就没有见过家里有什么“资本”值得我能在外面炫耀的，倒是因为父亲头上的那顶帽子使我只上了初中就辍学了，之后是我被赶到公社的一个最偏远的农场落户。直到1980年所有的“狗崽子们”都开始恢复人的尊严时，我才重新获得了城镇居民的资格。但这有什么用？那时我既没有文化可以去攻读大学，也错过了当学徒工的年龄，二十七八岁的我成了一个谁也不要的“无业游民”。后来就在一家乡办小厂当看门的。那时我虽然政治上“翻身”了，但人们却已经开始更多关心物质、关心致富了。我呢，一个看大门的，既无技术又无文凭，加上几十年的“造反”早把我家的“资本”给彻彻底底地刨光了。我年纪又属高龄，经人介绍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是一位真正的贫下中农。她不仅出身好，而且她的家一直穷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且我心里踏实的是，我的儿子至少有一半血统是革命的进步家庭的。有了孩子后，我才感觉自己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可是孩子他妈身体本来就弱，生孩子后又落了病，等第二个孩子会走路时，她就瘫在床上不能动了。从那时起我一个人得管全家四张嘴，日子怎么过来的连我自己现在都说不清，反正这个世上啥样的苦活累活没有我没干过的。命里注定的，有啥法子？但我知道有一点不能耽误，那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我这辈子是没戏了，拿你们城里的话说叫“被耽误了的一代”。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出息，大的1995年考上了你们北京这儿的大学，小的考上了合肥一所大学。看到儿子比我有出息，我心里高兴，孩子他妈也高兴。可是我一个人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还要管家里一个瘫在床上的病人，我知道单靠我原来在厂里看门赚那么三四百块钱是不行的。所以从大儿子考到北京后，我听说北京这儿打工能赚钱多些，于是便来了。第一年我在一个包工队那儿干活，一个月600块钱，管运砖，人家管一顿饭。我就每月自己留100元，给北京的儿子300元，给合肥的儿子200元。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包工队在一次给人家施工时出了质量毛病，被解散了。后来我又在亚运村那儿的工地找了一家施工队，可那个包工头心黑，说就给500元，而且不是全额发给大家，每人每月扣100元，说是怕我们半途跑了。400元一月，我的日子 就难了，大儿子那儿只能减少成200元，小儿子给150元，自己留50元生活费。50元能够什么用？可这50元我也基本上全部省了下来，我知道儿子在学校有不少事，再说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人也得吃呀！包工头很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说管饭，可那哪叫饭嘛！早晨是两个馒头，几块咸菜，中午又是两个馒头，多了一盆菜。晚上跟中午差不多，最多把馒头改成面条。那菜从来是不见油星和肉味的，而且长年累月不变样。包工头不怕你不干，用他的话说，在北京想承包一个工程不容易，可两条腿的打工仔是张一个口袋就套进十个八个。再说在他这儿干了一阵你再走，亏的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