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共同的饭卡为他买些好吃的，尽力帮助他渡过难关。几年来，我们五个人就像自家兄弟，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相促进。班上许多有困难的同学向我们学习这种做法，现在我们全班几十个同学基本没有一个人是单吃的，这是我们穷学生想出的穷办法，毛主席说，‘穷则思变’，看来管点用。”

    接着发言的是藏族学生索朗加措，他说他是历史系的，他们是以宿舍为单位合帮搭伙，互相帮助。全宿舍七个同学，六个是藏族，一个是回族。索朗加措说：“刚进校时大家互相还不了解。后来其中有个叫普琼的同学家庭特别贫困，身上带了1000元钱以为就可以把学业念完了，可一交学费后两手空空，连馒头都吃不起。我们同宿舍的人知道后，便自发起来帮助他，可我们又都很穷，给钱是给不起呀！后来一商量，这样吧：让普琼与我们一起吃，我们六人也合起来用餐，我们有啥好吃的，普琼也吃啥。就这样，几年来普琼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家里从没给过他钱，如果不是大家的帮助，普琼说早想退学了。现在不一样了，他成了我们同一‘家庭’里的一名成员，有饭一起吃，有书一起看，即便用牙膏也是大家一起使。我们的宿舍还被系里评为‘文明宿舍’，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先进是‘穷’出来的。”

    同学们互救的行为与精神，谁听了都会感动。我甚至想，对那些目前因经济困难而尚不能生活自理的贫困同学来说，西藏民族学院的同学们的办法，不失为一种“经验”。然而尽管同学们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做法，西藏民族学院的领导们头痛的事还不少，那就是困难学生的身体问题。照理这个学院为国家培养进藏人才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应当有强健的体魄。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贫困地区招收的学生，其身体素质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加之上大学后必要的营养不能跟上，一些过去潜在的病况便不断暴露出来。目前这个学院光患肝病的学生就有6名，光这6名学生一年便要花去学院几万元医疗费。就在我到咸阳不久，学院又有一名重病号需要急救，一次就得花去2万多元。这事拿到校长办公会上研究了几次，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由校长亲自批了。一位老师说，去年我们全校总共花了十几万医疗费，现在他一个学生就花掉这么多，还剩下我们几千人咋办？校长们对此只好回避，其实谁都知道，校领导们比谁都害怕学生中突然冒出个重病号来，那重病号一出，要命的不光是病号本人，可是全校几千号人哪！

    这是那些没有生病人说的话，再来听听几位病号学生是怎么说的。

    王辉，政法系97级学生，湖南人。父亲于1982年去世，在上大学前他家里已借债近万元。1997年10月份王辉查出乙肝病。按规定他应休学治病，由于贫困的家里不可能让他得到很好的治疗，于是他申请边上学边治疗。学校最后便同意了。王辉现在在学院医院治疗，至今他本人已花去5000多元，另还欠1500元没付。他的这些钱都是从叔叔、姑姑那儿借的，现在他说已经借不到了。可他的病在前些日子检查时有几项指标仍不行，医生说他必须注意休息与营养。可王辉说这两项他几乎无一项可能做到，因为他要跟上课程就必须天天上课和把住院时间缺的课补上。另一方面为了能在学校生活下去，他必须做点事，比如帮助哪个同学或哪位老师干点抄抄写写的活，由于目前他的吃用什么的都是同学和老师在帮助，他觉得自己不能受恩太多。他说这样下去快到一年了，自己对能不能在休学的期限内把病看好表示悲观。“如果到时病治不好，学校若要我退学，我觉得自己难有勇气再活下去……”王辉说得很凄凉。

    郭明，95级行管专业。家住河北省最北的张家口某小山村。父亲是位月收入80元的民办老教师，母亲是地道的农民。郭明原来是94级学生，因有病休学一年。他的四口之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