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上大学开始就连遭不幸。1995年元旦，弟弟心脏病猝发，全家变卖了全部家产仍未挽回一个年轻的生命。两年之后的1997年元旦，郭明重涉弟弟之难，也被从西安急送到北京安贞医院，被确诊为死亡率极高的家族遗传性心血管疾病——“马凡氏综合症”，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手术，而做这样一例手术需八九万元。一个尚未从沉重悲痛与债务负担中缓过劲的贫困家庭，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负荷。因此，郭明的父亲急得团团转。郭明的学院尽了所能，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2万元，但这还差得很远很远。郭明的事被《北京青年报》的一名记者知道后，及时在报上向社会连发了两次求助报道，共捐得19万元。后又经多次努力及医院的慷慨相助，郭明的生命终于得到了挽救。郭氏一家真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为儿子到处磕头求助时，郭明的父亲也被确诊为同一种病，并送进了同一所医院……郭明为了抢救父亲的生命，在自己还属于治疗阶段便不顾一切地提前出了医院。他拖着瘦弱的身体回到老家，挨家挨户磕头，又到地方政府请求相助，他的孝心与一家的不幸感动了父老乡亲和有关部门，安贞医院也做出了极大援助，用最少的钱把郭明的父亲从手术台上抢救回一条命。郭氏父子的命保住了，但并没有根治掉病魔。郭明说：“我父亲那头先不提，现在光我一个人，仍要不停吃药，而且每半年必须上北京检查一次，每次检查500元，还不算来回路费。我是学生，哪儿来钱？只有靠学校了。我知道学校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钱，但没法，我还得找学校，要不只有死路一条！”郭明不像王辉，他看待生命似乎就是那么回事了。但毕竟他还年轻，他说他现在最期望有个好身体，将来虽然可能不允许再上西藏了，但还是能拿到个大学文凭的好，否则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哪个单位还要嘛。

    王辉和郭明仅是西藏民族学院一批病号学生中的两个例子，那些躺在医院的我来不及采访……

    临别那天，院长次旺俊美与我进行了长谈。他指出：尽管他们的民院面临很多困难，但民院上上下下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别人横向比，他们的心目中始终把国家和西藏建设的重任放在第一位。在这里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都清楚地明白自己肩负的特殊使命。而在这里上大学的学生更明白，他们的前途，不是毕业后拿到高工资和留洋出国，而是义无返顾地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且通常是一辈子献身在那渺无人烟的雪域高原。次旺俊美让我转告全国人民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学院暂时遇到的困难，并没有消磨他们为建设西藏而献身的革命意志，他们只是希望祖国人民和所有热血的爱国者，能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要忘了他们这批人……

    我向次旺俊美院长保证，祖国人民绝不会忘记他们，并且一定会有人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我们一起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