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堆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西米之间巡逻着，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觉得会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晃晃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人口多、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摊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卖买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又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针脑、牙裔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家饭的苦曰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并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堂堂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不是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就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阴影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人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他的办公室。

    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座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对谢书记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又田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计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你可别小看这鸡毛换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决了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的矛盾，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