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

    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催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认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我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我：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的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我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我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亊，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越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氽地翻山越岭，挨户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作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

    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