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胡正来的老伴听乡信用社的人说他们存的那笔抚恤金已经被法院的人带着“手续”提走，叫了一声“老天爷你开开眼”，便再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好端端的一个人，从此变成了“疯子”，那原是花白的头发也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银白。

    可怜的胡正来老汉，一边看着儿子的遗像，一边看着蓬头垢面的疯老太，心如刀割。他不明白共产党的天下咋会有衙门里的人这么不讲理，这么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可以将别人的钱随意借手中的权力拿走！

    胡正来不信这天变了。他相信毛主席的两句话：“政府是人民的”，现在的天下是“共产党的”。打那天起，年近七十的胡正来老汉，开始了一次次寻求希望，“下山上访”。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每两天下山一次，先步行十几里山路，到乡政府所在地搭乘去县城的汽车。再在县城找一个又一个“衙门”。他找到县人大，人大的人告诉他应该找检察院，检察院人对他说是法院办案有错，应该找法院。那都是大门口挂着国徽的人民政府机关，胡正来老汉心怀一百个希望和信任，所以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今天人大的人下班了，他明天再来；明天检察院的人说这两天忙其它事，他就改后天再来。法院的人说你这事要改判不那么容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就说那我隔三差五来听你们的消息。总之一句话，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人家让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人家是人民政府的官员，得听人家的话。胡正来老汉一次次顶风冒雨，每次往返行程几十公里山上山下的不停地跑，有人就说你在城里又没认识人，这样的事即使跑断腿也是白搭。

    胡正来不信，他说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口都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有这五个大字，我就有希望告赢这场官司。

    从1997年1月26日，法院的人从信用社私自取走胡家那笔抚恤金之日起，到1998年的4月份，胡正来前前后后下山300多回，每一次来回上百里路。这中间有多少个风雨交加、烈日炎炎的日子，胡正来自己也记不清。他只记得有几次为了等候法院和其它政府部门的那些“说话算数的人”，他得一清早在人家还没有进办公室就在大门口堵住他们。从山上下来再搭车到县城，就是早班车也得在八九点钟进城，花去前后的时间，再想见那些“说话算数的”头头脑脑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为这，胡正来自己说少算也有20来次为了在第二天见到“说话算数的”那些人，自己就得在头天下午两点钟下山，走上一个小时，再搭上去县城的最后一班车。到了县城后就得寻找某个旮旯角落，露天里凑合一夜，这样好在第二天能搭上“上访早班车”。谁都知道现在没有钱是打不成官司的，即使有钱也未必能打赢官司。胡正来老汉本来家里就穷得只有一孔土窑和一个土炕，再就是一年也收不到几袋粮食的几亩旱地。为了省出每一分钱，胡正来老汉出门时烤上两张玉米饼，一张留给疯老伴吃，一张留给自己上路吃。可到了县城，常常因为要见那些没有个准时的“说话算数的”人，他不得不经常改变自己的行程，这一改，带在身边的一张玉米饼便再也不够吃了。饿了，忍着；渴了，找个水龙头“咕嘟咕嘟”喝上几口。或许人们知道上访的人可怜和可气，却从来不了解上访的人多数还有着不为人所知的种种凄惨情景。

    胡正来是个不善表达的庄稼汉，但只要他一回忆起上访的日子，那双有些混浊的眼里就会掉下眼泪。他只说有几次上了县城走了一个又一个部门后，人家总是爱理不理地打发他“回去等候”，他只好无奈地出了县城。搭车到乡政府所在地后，就得自己步行上山，胡正来老汉说那十几里山路是最难走的。又饥又渴，又疲又惫，尤其是失望加气愤交织在一起，“那时候，我几次跌倒了就不想再坐起来。看看身底下的黄土，捏一把，扬扬手就飞走了，留下光秃秃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