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白了呀？李队长也愣了，说是啊，以前没见你小兰头上有那么多白发呀！看我越哭越伤心，李队长就逗我，说我还是队长，等队上的井打成后，就冲着你小兰这次上县城跑出的每一根白头发，给你家多灌一小时的水咋样？我听了他的话，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后来我们总算等到那领导上班的时间。我就是不明白为啥急出人命的事，一到了上面，一到了那些大官那儿就啥也不是了，还不如人家吃饭喝酒重要？我和李队长想，头天你领导应酬了一天，喝得酩酊大醉，也算可以理解，现在不都这样嘛！可第二天你总该像模像样办些公做点事吧？人家偏不！一见到我和李队长，就嚷嚷起来，说你们怎么赖着不走啊？说你们就是有急事也得按程序办啊！我就问啥叫程序呀？那领导便斜了我一眼，说连程序都不懂你们就瞎嚷嚷要我办事办事？咋办？全县几十万人都像你们这么着找我，我给谁办？又不给谁办？李队长就赶紧过来赔不是，说我们是按程序来见您领导的，来找您领导也是你们办公室的秘书指点的。那领导一听就更火了，说啥指点的，明明是你们两个死缠着秘书非要见我不可！而且擅自闯入我的办公室，要都像你们俩，我还怎么个工作？他这么一说，我和李队长当时还真的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大事似的，一个劲地向人家赔不是。等我们反应过来该向那领导‘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时，却发现人家领导不知跑哪儿去了。再问隔壁的人，都说不知道。当我和李队长急得团团转时，有个模样蛮像好心人的过来劝我们说，今天是星期五了，估计你们不会再见得到领导了，要不你们星期一再来。我一听就拍腿大哭起来，心想转来转去还要等几天，这不天都要塌下来了吗？我越想越觉得心里好冤枉啊，越想心里越觉委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气的是我这么委屈，人家那些干部们却在一旁窃窃私语说这个女人一定是神经病。你说说，我们当农民的在人家眼里咋就这么不值钱嘛？啊？我看看那些机关的大门上都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可咋真轮到他们该为人民服务时，咋就这么个德行呀？我想不通……”李引兰抹着泪水，两眼直盯着我，希望获得答案。

    我无法避开她的目光。但我只能向这位农民摇头。因为我知道这是个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实际上极其复杂的现实痼疾。

    这时李学党接过了话茬。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过去我们党的一些好作风到了今年就不被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那些本该为人民办事的人所看重呢？我今年快50的人了，党龄也不算短了，在村上算是老党员了。我是村民组长，全国最小最底层的官儿了吧？当然在官场上谁也不会把我们当成事，可在村里不一样，村民们啥事都会让我出面，啥儿女老人们的婚丧嫁娶，夫妻之间的吵架拌嘴，邻里间的纠纷争执，没有不找我们来出主意想办法的。这几年大伙儿看到别的地方致富了，自己还在啃馍馍，心里着急啊！你说我们这些村干部能不火烧眉毛吗？这两年村民们学着邻村种植葡萄，主意也是我和其他几个村干部出的，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拿出了压箱子底的本钱，有几户还把孩子上学的学费都凑在了买葡萄苗上，孩子只好辍学在家呆着。大伙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能有口有滋味的饭吃嘛！可好，葡萄苗种上了，却没有水。没有水的葡萄园就像放在石板上的鱼儿一样。这能不让大伙急得要拼命嘛！许氏兄弟人家在前几年用打工挣来的钱打了口商品井，说实在的人家也不易，几十万元投进去了自然希望能收回本钱有赚头嘛。可问题是村上多数人家连葡萄苗也是借来的钱，你水井浇灌费那么贵，谁吃得消？所以大伙凑钱要重新打口井。农民哪懂多少法嘛！心想别人能在地里打井，他是个人的，我们集体合起来反倒不能在同一块地上打井了？这个理任凭乡干部县领导说啥也没用，村民们的理由很简单：你许家打井想赚钱，我们几百户合起来打口井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