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村脱贫致富，于情于理你许家兄弟是欠的。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比大伙儿明细些，许家兄弟不让大伙儿在《水法》规定的区域内再打井口，并非无理呀！但村民们人多势众，而且涉及的利益是大伙儿的，几百户人家，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干部家的责任田。后来为了在打与不让打这口井的问题上，双方闹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乡里县里的有关部门来做工作就是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双方只能自己起来解决。没有其它办法，只有靠动武，看谁本领大，势力大。闹到这个份上我们这些平时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芝麻官成了香饽饽了。而且每一次向上面汇报情况时，领导们左一个右一个地叮咛说：啥事都好说，千万别出人命！你们村干部都是党员吧？要用党性来保证不能让村里闹出人命来！我知道上面对我们这样的农村小干部是很少用这么严厉的话来命令的，抬出党性来让我们作保证，这也算是最后一张可以约束我们的王牌了。你说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一边是村民的利益，一边是组织的要求。那些日子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我就跑到县法院请人来帮助解决纠纷。人家法院还真派了一名庭长，是个女的。咱夏县从上到下穷，法院的庭长下乡调解，连辆车都派不出来，我们就给她租了一辆私人开的摩托。早接晚送，人家是女同志嘛，家里还有老人小孩。可这位庭长在村上呆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该吵的吵，该打的打。最后这位女庭长含着眼泪对我说：‘李队长，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放我回城吧！’我看人家也没有办法，让她走吧。女庭长刚走，村民们和许氏兄弟又打起来了，两边都急红了眼，手里都操着铁铲木棍什么的，那些家伙一动手就会血流成河。我没有辙，左劝右劝谁也不听招呼，最后只好站在对峙的双方中间‘扑通’跪了下去，求他们看在我这个当年的老生产队长面上，别动手。我说你们要动手的话，先打烂我的脑袋，再从我身上踩过。说完这话我就趴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个死人笔直地躺在那儿——那天我是准备就这么死了。心想只有这样死了才对得起大家，也对得起自己的党员身份，其它的我想凭我这能耐也拿不出来，只有这把几十年被太阳晒硬棒的老骨头了。也许在大伙面前我李学党还从来没有这么求过人，大伙儿真的慢慢放下了手中的家伙。但我这一跪并没有解决打井的问题呀！要知道解决打井的问题单靠我的一跪是不成的，所以后来我和村民推荐的李引兰一起上县里找领导出面解决问题。刚才引兰说了不少我们在县城求见领导时的那些事，说起来确实挺寒心的。我也弄不明白现在有些干部和领导咋对我们农民的事那么麻木不仁？引兰她一个女人家受不了人家的冷眼，急得只好跪下求人听一听我们想说的话。可我没有跪，因为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而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那些人他们也大多数是党员。正是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在这些人面前屈尊过一次。我觉得如果我向他们下跪了，是我对自己一个共产党员这个神圣的身份一种玷污。因为我觉得那些见了人民需要的时候，将自己高高挂起，漠不关心的共产党干部，他们不配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身份。我宁可屈尊跪在村民面前，却不愿跪在同是共产党员身份的那些干部和领导面前。真的，我也是一个农民，但我觉得如果自己那样做了的话，我会一辈子伤心的，除非我把共产党员的牌子从身上摘了下来。”

    李学党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说到此处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县城求人的那几天里，我真的灰心极了，想不到平时报纸上电视上天天在念叨的要关心农民利益的话，原来只是在一些人嘴里说说而已。那天和引兰眼看又见不到那位领导的冷面孔后，我就决定回村作了最后的打算：我给我自己买好一口棺材，你们大伙不是为了打井要拼命嘛？我是一个村干部，又是一名党员，上面让我管好大伙不让出一条人命。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