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你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

    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撑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日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的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

    梁万年博士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

    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