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说我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而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是主要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就范围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发现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预防情况又怎么，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漫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等等，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履行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