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后，兴奋得直奔301医院办出院手续。

    李晔等人的“石油情结”太深了，他对自己最终没能实现“老首长”余秋里提出的建设“第二个大庆”的战略目标而痛苦不堪，耿耿于怀地直到今日……这也有了他后来多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阔谈他的“石油富国理论”中那“字字句句都是血和泪”的哀嚎。

    需要说明的是，从1979年开始，全国经济进入了三年调整时期。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成为调整时期的主要工作。此间，国家对石油的投资锐减。1981年计划投资只有1980年的一半——才17亿元。在这种形势下，石油如何稳住年产一亿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0年秋天，作为副总理兼能委主任的余秋里就对石油部提出：“1981年产量1亿吨就1亿吨，要讲些道理。……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要有点革命精神，还是要敢想敢说敢干，还是要解放思想，三年之内一定要搞上去！现在国际油价上升，过去没开采价值的油田现在都可以开采了。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积少成多，一本万利。没有钱可以借。”曾长期担任过石油部副部长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也说：“你们石油部想办法，增产节约100万吨原油，可以考虑都给你们”。住在医院里的康世恩也在不停地抱病找石油战线的有关人士议论如何把石油从“资金短缺”的困境中冲出来。最后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并逐步形成了“石油工业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这套方案简而言之是：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但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这个方案在当时“统支统收”、“打酱油的钱不许买醋”的体制下，是个“创举”，也开创了石油工业改革的先河。

    儿女们追不上爸爸，也知道他是家里有名的“保密专家”。于是缠着母亲让她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文革十年，特别是林彪、张春桥（曾任多年总政主任）给军队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将军上任初始面临的军队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改正精神污染等方面的政治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他在党中央和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军队整顿的工作。

    “好——”儿女们顿时欢呼起来。儿子个高，一蹦头撞在了木梁上，可他一点不感疼，心里甜水如潮。因为他们都知道“坏蛋”指的是谁。

    关于1970年后的将军情况，我缩写了，是因为这段时间“四人帮”横行，将军只能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与谷牧、纪登奎等人苦苦地支撑着国家生产和经济的那只破漏的船在风雨中飘摇。虽然有一阵子邓小平重新出山使他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四人帮”又借“右倾反案风”把更大的灾难祸嫁给了苦难深重的共和国。

    粉碎“四人帮”，使一心想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的将军欣喜若狂。多年积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病也随即一挥而去，他要工作，要像当年大庆会战那样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

    将军这一年62岁。而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可能像毛泽东当年点将他上石油部当部长时那样朝气蓬勃，也不可能像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让他上“小计委”那样年富力强。但听得妖孽一除，将军仿佛又一下恢复了当年那个精神头。在这之前的一年多，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1970年至1976年秋，将军虽然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可经历的风风雨雨仍然不计其数。这中间有欣慰的事：比如他主持了自与苏联断绝合作关系后的第一批引进项目，这些项目对日后邓小平全面启动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不可估量的基础作用；比如恢复和组织了外贸出口工作；等等。也经历了电影《创业》风波等政治事件。然而纵观这几年，将军总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