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和政治上喘不过气的痛苦。这种压抑和痛苦，使素有“猛打猛冲”、喜欢干惊天动地事业的将军身心倍受创伤。

    现在好了，“四人帮”垮台，将军顿感昔日雄风重振，大有愿望再领导一回大庆会战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战役。1977年的党的十一大上，将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次年春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推荐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之职。两年后的1980年中央在设立书记处书记时，将军又任书记处书记。这样的职务，对老百姓来说，是登上天的大官了。事实上将军也确实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党和国家核心领导层的政治生涯。

    1984年5月18日：桩古21井，日产2700吨；

    将军官大了，但小事上依然不含糊。他最恨那些官当得不大，却大事小事都把手伸得特长。他不，就连抽烟这样的细节也都十分注意：他烟瘾大，一天都在两三包水平上。口袋里总不能塞得鼓鼓囊囊的，于是经常一开会就是半天，他的烟就会“断档”。这时将军就会抬头朝坐在某个旮旯里的贾师傅使个眼神，贾师傅马上悄悄走过去塞上一两包烟——俩人有默契，因为将军有一条自律：不抽公家的“招待烟”。

    李先念曾有话评价将军：粗中有细，一心为公。

    “为公”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易事，而要一心为公，怕是难上难。有人可以一时为公，却难能做到一辈子为公；有人可以在某些容易做到的事上为公，却不能在所有事情上特别是涉及到错综复杂、尤其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和个人形象时就再也做不到了。

    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也常有衡量他为人处世的品质问题。

    将军在任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时就奉命做过两件“得罪人”的事——而这又是必须有人去做的影响国家和军队改革的大事。

    这回母亲向孩子透露了“机密”：那个几坏蛋给抓起来啦！

    关于到底能不能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宏愿可否实现，历史自然会作出结论。但有一点我深切地感到：余秋里和康世恩包括李晔等在内的一大批亲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华北油田等开发全过程的老一代石油人眼里，他们坚信这样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作为一种奋斗目标，我们的石油工业事业无论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国家急需能源的时代，力争多建设几个大庆油田从绝对意义上也是值得和必须的。毫无疑问，如果按照余秋里、康世恩等老一代生前曾经畅想的石油战略思路实施，今天国家的石油工业很可能是另一种兴旺的景象，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可能不会像现在不时受到能源紧张的限制和阻碍。

    儿子只得离开北京，上了南京军区。

    1984年7月1日：桩古9井，日产1085吨，

    顿时，24个绿色方队的官兵，齐声回应：“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那响亮高昂的号声、整齐一致的步伐，铿锵有力地敲击着大地，预示着中国军队将掀开新的一页：是的，新华社借一个规模并不大但很特殊的阅兵式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我军的一项重大人事改动：余秋里将军重新回到人民解放军领导岗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将军是一个星期前接到中央任命的。像当年战争年代接到战斗命令一样，第二天他就上了阔别24年的军队报到。因时间紧，军装都来不及做，将军那天是着一件平时常穿的蓝色中山装走进总政大院的。

    “我看到爸那天在走廊里，把拐棍一甩，嚎着嗓门，喊着：‘找你们院长来，我要出院！’”女儿晓霞这样说。

    老实说，由于“文革”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