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吉安后，一定请大家吃几个吉安名菜：粉蒸肉、红烧狗肉，外加封缸酒。然而到了吉安老家后，将军再也没提这事。为何？将军回老家后目睹半个多世纪后的家乡人仍穿着缝满补丁的衣服、孩子们吃他带去的几块糖果像过年一样、村上农民装着电灯却舍不得开亮的一幕幕贫穷的境况，让将军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将军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说，只有一对无光的眼睛朝天“巴睁巴睁”着……康世恩为此老泪纵横。

    儿子：是组织安排的。

    那次将军在吉安只停留了一天，多半时间是在与当地党政干部商量如何振兴吉安经济的事。原本请随行人吃“特产”和游井岗山的事全然不提。故乡的依旧贫困让将军很多日子心情沉重。“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让他办些跟他个人或者家乡沾边的事，那真是难以上青天。在他从岗位上退下后，曾经找过我帮他老家办过脱贫的事。可他在位时连一辆拖拉机都没给过吉安。我还开玩笑说，你做过分了一点。秋里同志还朝我瞪圆了眼睛，说：过份点好。”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同志在她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

    胡耀邦回过头来问李晔：你们今年想搞到2000万吨？

    回就回！儿子也不是孬种，转过身就到新部队报到。

    为这，李晔常常当众恸哭——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个怎么着也是省部级身份的高级干部、一个经历了无数苍桑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在我这样一位初次见面的晚辈面前，能毫无顾忌地说哭就哭，说怒就怒——我还是生来第一次见这样的人。

    最后，我想起了我们的延安呐！我是抗大的学生，你也是抗大的。（秋里点头：我也是抗大的学生。）我们抗大的学生在这里。抗大当时有个校歌，叫“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胡邦同志高兴地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将军跟着唱。全场热烈鼓掌，也是很多人跟着唱，情景极其感人。）

    胡耀邦问：你们什么时候搞到3000万吨？什么时候搞到4000万吨？

    机构改革的这场“革命”，革的大部分都是为建立新中国和在新中国建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他们大多又是在文革中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多年失去工作机会的老干部。“四人帮”垮台，他们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可现在精简机构又要他们退位。许多人想不通，抵触情绪自然非同一般。谁去做这得罪人的事？一些“聪明人”躲到一边去了，将军没有躲，并主动承担了他分管的那些部委的精简任务。

    将军怒气上来了：你这算什么兵？下去！

    胜利油田在“第二个大庆”的征程上，开始了阔步前进。

    不行，得到一线的作战部队！

    将军听说南京军区的领导将他儿子安排在非前线作战的机关当参谋，好一顿将军区头头训斥。无奈，军区领导不得不将余洁一杆放到底——安排他在最前线的某军一师一团。这个团就是将军在红军时期一手创建的，现在正执行南疆前线的攻坚任务。

    战斗异常惨烈。一团英雄官兵们在抢占高地的激中伤亡惨重。将军身在京城，却每天可以看到前线的战报，但他把对儿子的那份牵挂之情，倾注在前线所有的官兵上。“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那些日子里，将军不准有人提及他儿子在前线的事。

    一件事是八十年代初国务院所属的工业部门的机构改革。

    经过战火洗礼的儿子真的让将军自豪——余浩从硝烟迷漫的南疆回到祖国时，已是战功显赫的英雄。将军这时才有了笑容，而这时人们似乎猛然发现他的满头寸发也在一夜间全部银白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将军的情在心底，在细微处，在他挥手与斥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