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称道不已。又如新世纪以来三峡水利工程的修建，亦是对该区域地质、地貌、水文等重要因素进行认真考察、详细分析和反复论证后采取的重大举措，并征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意。其建成以来，在泄洪、灌溉、发电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

    治水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从这部宏阔的中不难发现，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人在面临水患时，并没有被先前的成功经验遮住双眼从而拘泥于传统方法的沿袭，而是在充分吸取前辈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地域水文水情，进而开创出适合本地区的治水方式。中国先人古老的民间智慧在这里得以传承发扬，并不断生发出更多新的思路。中国的治水史也因此变得丰盈厚实，并对后世的治水工程提供宝贵的借鉴。

    一部从大禹时代便开始了的治水史，磕磕绊绊，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沿革。由最初的民众团结一致、自发或有组织地制止水涝灾害，到后来的涉及群体社会制度的治水行为，其涵盖的范畴越来越大，相关面也越来越复杂。

    治水的历史走到今天，随着大型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水资源污染问题等的频繁发生，治水已经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灾害的搏斗，同时更涉及人与人、人与制度的纠葛。如三峡水电站的修建，一方面出于防治长江洪涝对人民群众造成的生命威胁和财产损失，同时，水电站的修建更需要合理、妥善解决库区移民问题、可能的移民回迁问题、库区附近自然人文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这不仅要求在工程实施前就先行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还要求有强有力的实施和监督体系，以敦促各方的协调进行。随着治水史上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诸如一度出现的

    “先污染后治理”错误思路，这种过分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的做法使人们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也因此使得后续的治水行为开始反思，并努力寻求打开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治水的过程同样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完善。针对一些对法律法规熟视无睹的行为，国家加大了执行和惩罚力度，使得治水这场攻坚战具有了更强的法律保护力。如针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卫会主任宋健曾经指出：“我们的法律最初太软，弹性太大、像社论。”之后，他积极促成了《水污染防治法》的全面修改，增强了其可操作性。

    同时，在工程建设方面，部分条件成熟的地区，在治水过程中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探索出了项目法人责任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的监管体制，这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行政的督导作用，同时亦是对提高治水效率的有益尝试。在有的地方，更是走出了公益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子。这些治水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无疑要在中国治水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它标志着中国治水史已然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可以被称为系统化、制度化的治水新时代。从一部厚重的中，我们能够看到治水制度化不断完善的历史演进进程，同时，治水理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朝着生态化、自然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并进而带出一个城市建设的新范式。这可以看成是不断融入创新思维的治水史带给社会城市建设的新启示。

    人类漫长的治水史中，诞生了众多英雄，成就了众多奇迹，也造福了众多人民。一部治水史，也可以看成是一部人民对平安、幸福生活的追求史。但是任何事物的获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治水同样如此。我们在颂扬那些英雄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同样为之付出艰辛和血泪，甚至是生命代价的朴实人民。

    这里暂且不论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进行一个庞大的治水工程需要耗费多少劳力物力。即使是到了现代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就让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清晰记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以“火红”标记的年代，为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