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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浩瀚的史诗:悲歌与画卷
    <span class="center">——评由杨钦欢总策划的

    当今时代,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地震灾难频繁,干旱无情,洪水泛滥,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说,这都是人类走向现代发展带来的后果,但到今天为止,人类远没有征服自然环境,而是遭受着自然环境灾害更严重的威胁。气候变暖导致的后果,在今天并非难以预料,而是人类根本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后果。

    于是,在这样的境遇面前,读到厚重宏大二百多万字的二卷本著作,就让我们心情难以平静。这部大书,书写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治水历史,思考的则是当下中国人乃至于是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着力处就在于为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修史立言。其精神可嘉,其功夫可敬,其价值可贵,其意义深远,功德无量矣!

    这部书的策划动议源自于梅雁集团董事长杨钦欢先生与广东著名作家程贤章老先生的交谈,二位贤达十分有社会责任感,基于水电工程建设可能也会对当地的生态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忧虑,他们产生了要编写一部涵盖古今、纵横南北的治水史的想法。贤章老德高望重,是一位极重情义的文坛前辈,在文坛一呼百应,因而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作家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也实在是一项创举。贤章老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对治水史有非常独到的思考。他在后记里写道:“中国自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以来,尚无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水经注》其实写的都是山水文章,虽也文采风流,但极少写治水的文章。”编写这部,正是意在开治水史之先河,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它既是弥补历史空白的学术贡献,对中国当代的现实意义也非同小可,于了解水文现状、因地制宜地选择治水方案等等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参考价值。

    这部大作博采众长,匠心独运,既传承了中国古代群贤修史的传统,又呼应了当下最新的历史学动向。说它传承了中国古代群贤修史的传统,是因为有唐以来,设史馆、修国史已成为盛世的象征。如魏征监修的《隋书》,广邀经史大师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等博学之士群策群力,更以文人修史著称,不拘一格,文采斐然。也是能人牵头,聚群贤而著书,根据程老的回忆,他们收到的治水文章,90%以上都是全国最优秀作家的手笔,无怪乎书成之后,漫卷才气扑面而来。

    如果说群贤修史正沿袭了自古盛世修史的传统,那么,“史诗”的形式恰也暗合了历史学的前沿发展——让历史回归故事。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论断:“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中国的左丘明开始,历史著作就是以讲述故事作为其基本特征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太史公的《史记》之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双重高度评价。写就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师爱德华·吉本也曾经骄傲地宣称“每个女子的梳妆台都摆上自己的著作”。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在经历学科化的过程中也被塑造成了以“分析”为重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等方法被援引进入历史研究中,寻得历史普遍规律成为了治史的主要目的,历史成了社会科学的大杂烩。所幸的是,“讲故事”的历史写作并未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而销声匿迹,反而在今天重新展现了它的魅力,并且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通过叙事,历史过程再一次回到了自身。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对14世纪初法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也作为畅销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当我们观望着西方史学界“叙事的复兴”之时,回头一看,恍然发现这样一部史诗性的著作,竟不自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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