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应了西方历史叙事的当代潮流，以文学的历史叙事展现了中华民族治水的浩瀚画卷；也使中国文学在历史反思与现实关怀的交合处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一、纵横：讲述中国治水的宏大历史

    开卷就能感觉到气势不凡，纵横古今，穿越时间的长河，治水的历史从久远的古代流向当代，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整体性的震撼。这里面记录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水的观察、思考，与水的互动、共生，这部书里叙述的历史，生动地体现了对水的感受与治水的历史，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族精神的生成。

    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中，与水有关的哲言警句可谓比比皆是，先贤们在水的启迪下、于水的意象上构筑了无尽哲思。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魏征谏：“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历代的文人骚客也是喜欢临渊而发，写下了许多流芳千古的诗篇，白居易“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怀恋，李太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慷慨，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怅然，都如那自远古就浸润着黄土地的江水，始终流淌在中国人历史记忆的血管里。

    中国自古以来论及水的史书也可谓不胜枚举，若论正史，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开始，到《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都收录有“河渠志”，详细介绍当朝乃至前朝的河流概况与沿岸风俗。若论地理类史著，也有、《尚书·禹贡》、《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等。但正如程老所言，中国“尚无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书”。而这部大作名曰“史诗”，无疑透露了编者纵横四野贯通古今的雄心壮志，他们以水道为经、以时间作纬，梳理了华夏有史以来关于治水的文献及传说，走访并实录了祖国大江南北不断涌现的治水事迹，70多位作家每人以约3万字的篇幅为读者展开了一轴宏大的历史画卷。

    读这部治水史诗，可以看到中国民族如何在治水的历史中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数千年来以农立国，水利当然是农业的命脉，河渠一事自然牢牢关系着国计民生。记叙的诸多史实都证明了治水与治国的深刻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治水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政治经济史，故一部关于治水的史诗也是一部涵盖中华文明演进历程的民族史诗。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便有言曰：“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在这“五害”中，“水最为大”。而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则从正面论述了治水与治国安邦的良性关系：“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所平。”正如韩婴所言，治水事业总是与国家的有效治理紧密相连，自夏王朝的创始人大禹治水起，始皇帝开凿灵渠疏通粮道，秦皇汉武移民实边在河套地区引黄灌溉，京杭大运河“为后世开万世之利”，西夏依赖农田水利割据一方，直到新中国的黄河大坝、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福利。

    除了关注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历史，这本书还收录了关于西部与东部一些相对较小的水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治水史的作品。从这里倒是勾画了中华民族治水更为丰富生动的历史侧面。董生龙的《三江源》追溯了4000年来西藏治水的历史，作为古老华夏大地母亲河——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三江源的治水历程经历了远古的神话色彩、古代的曲折、民国的艰难与共和国时期的辉煌。熊育群则以游记的形式，在《雅鲁藏布江圣水长流》中描绘了一幅藏区圣水的自然人文画卷。董立勃的《英雄多壮志荒漠变绿洲》首先简要回顾了新疆自从西汉政权将其纳入大中华版图以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