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门下食客常三千人”的盛况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并不为史书所乐道的太湖水利建设，才真正铸造了他辉煌的成就和至今不衰的价值。

    <er h3">五

    与奔腾的长江和咆哮的黄河相比，太湖的秉性是温婉静谧的。在中华历史上，很少有人将那些气壮山河的大事件与太湖相联系，而引发人们壮怀激烈的豪言壮语也很少用太湖为说辞。太湖那三万六千顷的柔水似乎就喜欢潜潜隐隐，也乐于在平和安详的年代里静悄悄润泽她怀抱的子民。

    在春申君之后，太湖和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中央一统的秦王朝和汉王朝。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都是好大喜功且嗜战成癖的人。他们开风气的这两个朝代虽然有着很高的生产力和工程技术能力，但由于致力于以中原地区为重点的文治武功，对非核心之地的太湖流域并不很放在心上。这期间，太湖流域虽然也有一些水利工程，但真正能够造福于民的则寥寥无几。例如，秦始皇曾派遣赭衣徒三千人凿破丹徒长陇，在今天镇江和丹阳境内开掘了一条运河，使水北注于江，又开凿了江南运河的嘉兴至杭州段。但秦始皇开河的目的是为了东巡，并非为调理水系，所以开凿的运河粗糙简陋，尤其是京口到曲阿段流经宁镇丘陵东侧的陷落地带，地势较高，河流易于干涸，故而常患水量不足，以致成为通航的难关。而在整个西汉年代，较有规模的也只是汉武帝开掘了苏州至嘉兴的河道以及皇朝末期郡议曹华信于钱塘县东面一里许修建了防海塘，以御海潮侵袭。

    <er h3">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陷入了战争和动乱，而偏于一隅的太湖流域因未涉及战事反而获得了水利建设和经济发展大提速的巨大契机，时长二百七十余年。这期间，黄河流域的战乱迫使大批北人避乱南迁，来到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江南。劳动人手大量拥入，衣食需求日益增长，加快了南方的开发进程，水利业也蓬勃兴起。从流域西部的山区到东海之滨，水利设施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不计其数，出现了“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的水利大建设的局面。

    东吴之盛为一时瞩目，其政权也维持了五十九年之久。常人以为是有了周瑜、陆逊等名将的多谋善战和精于管理，其实真正支撑他们的是太湖水利灌溉下的发达农业。东晋及宋齐梁频繁改朝换代，却从未为维持政权的军政费用而困厄拮据，也是因为太湖流域的农田经济得到水利事业的保障。到了梁代，太湖东南的海虞县“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患”，故而海虞县在大同六年被改名为常熟县。当时的吴地“一岁熟稔，或数郡忘饥”——这都得益于太湖流域的治水之功。

    然而，过度的开发和过度的功利也会造成隐患。

    在这一时期，水患问题开始暴露。民间传说，太湖的鼋头渚原是一只活鼋，常常兴风作浪制造灾害。后来，人们在鼋的头部造了一座灯塔，涂上红色，象征烧红的铁钉，把鼋头牢牢地钉住，方才制止了它的兴妖作怪。这明显是一起冤案：太湖水患并非缘于风浪，灯塔也没有能制止水患的发生。

    太湖水患源自洪涝，洪涝是因为排水不畅，而排水不畅则是由于人为因素加剧的。人类傲慢地以大自然的改造者自居，其实对于自然规律知之甚少，往往在缺乏充分认识时便贸然行动，为了眼前利益任意改变自然界的面貌，从而种下殃及子孙的长远祸根。古代太湖下游的入海河道主要为娄江、松江和东江。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便在淀泖湖群区围田。将沮洳泽国改造为良田沃土本是低洼地区发展农业的有效手段，但圩田的日益增加却使河道的流型和流量发生变化，导致东江逐渐萎缩壅塞。及至南朝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