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篇 太湖——水鉴
年，部分水流已须向北经松江外泄。另一方面，自从胥溪运河开通以来，每逢汛期，青弋江和水阳江便西水东流注入太湖，进一步加重太湖的泄洪负担。温婉静谧的母亲湖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发作了。宣泄不畅造成了“松江沪渎壅噎不利”的局面，上游的吴兴郡因此“处处涌溢，浸渍成灾”。如果说过去太湖儿女的治水活动主要是为了对付不利的自然环境，那么，从今而后他们就需要以更多的精力来应付人类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了。
不同于掌控着一统天下的秦皇汉武，六朝统治者只有江南一隅作为基业，太湖水患威胁的不仅是农田，而且是国本，他们不敢有丝毫轻忽。为了防止湖水漫溢，东吴君主孙休修筑了青塘，堤长数十里，沿太湖南缘向东北方延伸。
青塘虽然使湖水漫溢受到遏制，上游来水仍可造成威胁。到南北朝的宋元嘉二十二年，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濬上奏疏汇报：“所统吴兴郡，衿带重山，土多汙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为减少水潦灾害出谋献策，州民姚峤建议“从武康GFBC1溪开漕谷湖，直出海口”。这一计划是想利用德清县东的GFBC1溪开凿直通谷水的河渠，以减轻太湖的负担，可惜未能成功实施。
这一时期的治理中也颇多成功范例，成效的取得则是因为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行事。太湖流域西部，今天苏浙二省的丹阳、金坛、溧阳、宜兴、余杭、安吉、吴兴、长兴等县境内，多为丘陵山地。由于落差大，河流大都短而湍急，流量也大。因而多雨时易发洪灾，少雨时又苦于缺水，对农业生产非常不利。魏晋南北朝时，人们根据地貌特点修筑了许多大小不等的陂塘，用以蓄洪抗旱。陂塘的优点在于“决泄任意，高下在心”，便于控制。当时“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练塘、荻塘、吴塘和新丰塘。
练塘位于曲阿西北，又名练湖、曲阿后湖、开家湖，修建于西晋末年。当时陈敏据有江东，为了聚敛财赋对抗朝廷，命令民众“务修耕绩”。他派自己的弟弟陈谐主持，遏马林溪筑练塘，建成周长四十余里的蓄水陂，承水面积达一百多平方里，可以灌溉曲阿、延陵二县的农田。唐代李华的《练湖颂序》写道：“润州其薮曰练湖，幅员四十里，菇蒲菱芡之多，龟鱼螺鳖之产，餍饫江淮，膏润数州。”可见它对太湖流城西部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练湖之水还起到了补充江南运河水量以利航行的作用。
新丰塘是晋元帝太兴四年晋陵内史张闿所立。旧时的晋陵地广人稀，而且很少陂渠。东晋初年“晋陵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张闿于是兴建了曲阿新丰塘。新丰塘建成后可以“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
南朝宋元嘉十三年，余杭令刘道锡主持修复了“高堤崩溃，洪流迅激，势不可量”的南湖，他“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是邑获全”。南湖修复后，天目山区“蓄泄得宜，高下咸熟”，“三郡咸被其泽，数百年称东南一大利薮”。
南朝疏凿的还有今天长兴县西南的西湖，今天湖州市的吴兴塘，此外还有一些有志可稽的小型塘堰。
这一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重要保障是海塘。为了防止海潮侵袭，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虞潭主持在今天上海附近修筑了沪渎垒，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这是最早的江南海塘。
六朝政权投入最多人力物力的水利建设是运河的开掘和整治，虽然未必与农业直接相关，意义之重大却绝不因此稍减。
从三国时孙权定都建业开始，江南运河便担负起漕运吴会物资以供京师的任务，东吴政权于是着手对其加以整治，经过东吴整治以后，“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太湖与长江之间的通联愈加顺畅。西晋末年，为了确保北段运道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