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开练湖为水柜，调节运河的水量；东晋初又于京口立丁卯埭，从而使江南运河成为东晋和南朝太湖流域的水上交通主干。丁卯埭是江南运河上最早的的堰闸之一，建造时间相近的还有杭州东南钱塘江边的柳浦埭。这两座堰闸分别位于运河与长江、钱塘江的交界口上，阻遏了江潮对运河水位的影响，防止了河水的流失，明显改善了航运条件。

    不同于江南运河，胥溪运河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用于浇灌农田，航运地位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当时在建康与江南运河之间开凿了破岗渎，从三吴地区西出长江皆走此线的缘故。

    连接秦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破岗渎，是位于太湖地区西部的又一条跨流域运河。东吴、东晋和宋、齐、梁、陈皆定都建康，然而建康所在的宁镇丘陵物产并不丰饶，建都之后随着人口增多和消费需求增长，粮食及其他物资均需三吴供给。陆路运输因长途跋涉费用昂贵，水路运输则必须从江南运河出京口溯长江西上，京口至建康段的长江江面辽阔风浪险恶，船只常遭不测。于是，孙权于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旨在沟通秦淮河与江南运河，以便吴会船舶由此进入京师，而免蹈长江之险。

    句容中道原是茅山北麓的一条陆路，沿途岗峦相连，所以开为运河后取名破岗渎。破岗渎河身陡峭，需要蓄水才能通航，故而在方山以东立有十四埭以蓄水，“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过埭时又必须借助牛力或人力牵引，航程十分艰辛，况且一埭受阻，便全线不通。为了提高河道水位，确保首都与三吴交通的畅通，梁代曾遣沈瑀修方山埭，开四洪，但仍然未能很好地解决破岗渎的水源问题。于是，只得在这条河北面再开上容渎。上容渎的流程虽短，然而较之破岗渎立埭更多，更加不便。陈代于是又废上容渎，仍行破岗渎。到隋文帝灭陈以后，便下诏将二渎并废。

    破岗渎和上容渎是六朝政权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破岗渎，使用时间长，漕运量大，是当时太湖流域西部最重要的运河，太湖地区丰富的物产都由此源源不断地运抵建康。由于过往船只之多远远超过航道的运载能力，甚至经常发生堵船现象。

    胥溪运河、破岗渎、江南运河的开通和使用，加强了太湖流域与秦淮河流域、青弋江流域以及两浙地区的联系，长江航运更使其北上中原、南下交广、西至益州皆无艰阻之虞，通达的水运交通便利了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区经济、文化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前提。六朝统治者政治上乏善可陈，水利建设可算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历史贡献之一。

    <er h3">七

    隋朝建立不久，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工程开始了。隋炀帝即位后工程进度进一步加快，贯通了北起涿郡，南至扬子江的水道。大业六年十二月，他下令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江南河绕太湖之东，从京口开始，途经曲阿、毗陵、无锡、吴郡、嘉兴，到达余杭，穿越江南最富庶的地区。实际上，这是对魏晋南朝以来的运河进行拓宽、整治与疏浚，从而大大加强通航能力和排涝、灌溉能力。

    历史是由胜利者钦定的，所以，短命皇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的弊政和恶行理所当然地被大肆渲染，功劳则被蓄意抹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声名最为不堪的皇帝，连大运河的开通也被说成是为了个人巡游享乐。其实，隋朝定都长安，而八百里秦川难以全部解决京师的粮食供应，必须仰仗各地的漕运，经济日益繁荣的江南的粮食的北运必不可少；其次，平定不久的江南地区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隋叛乱，统治者必须加强控制；再则，太湖流域河网交织，人民擅长造船驾舟，一旦发生战事必有水战，要为调遣水师作好准备。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才是开凿大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