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给吴越先民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其后的泰伯、仲雍是以身作则带领土著人破除了“水怪”的骚扰，开始征服这块荒蛮之地的野性；最早开凿的“泰伯渎”给这里的庶民带来了灌溉、航运和饮水等多方面利益；还有像秦始皇、三国时的孙权、主张开凿大运河的隋炀帝、宋朝的范仲淹和赵霖，以及明朝的钦差大臣海瑞和在苏州当了五年清官的林则徐等，他们都为吴地做过造田、治水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成为了一代代人的旗帜和战斗号令，多少江南好儿女，为了水利，殚精竭虑，沤心沥血，甚至奉献出生命。要是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现今依然“稻谷香、鱼儿跳”的好风景。

    在漫长而艰难的苏州治水史上，有许多名字需要我们铭记：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北宋大臣、政治家、文学家，官至参知政事。景祐元年【1034年】任苏州知州。他热心水利，曾修筑泰州捍海堰143里【后人称范公堤】；知苏州时又兴修太湖水利，创设府学，惠泽乡民。他的《上吕相公书》和《条陈江南、浙西水利》是议论苏州及太湖水利的两篇早期著作，论及问题实际，举措得宜，在当时行之有效，对后来的治水者也有启示，是太湖地区治水有影响的古文献之一。述及苏湖常秀一带，原有较好的圩田、河塘等水利工程设施，苏州并有常设管理专业队伍从事维修养护，产量高，出赋多，称得上“膏腴千里，国之仓廪”。但自皇朝一编印，慢于农政，水利失修，圩田、河塘大半隳废，失去大利。尤以姑苏四郊平洼，受太湖纳数郡之水过境，湖河泛滥，横没诸邑，水灾更重于其他州郡。因此，他积极倡议兴修水利，以拯民困国虚之急。他主张疏浚入江入海各水道，把苏州之积潦分两路泄，即“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吴淞江】，又使东北入于扬子江与海。”景祐二年，他亲至江浒，督浚白茆、福山、黄泗、浒浦、奚浦、茜泾、下张、七丫等港浦，导诸邑之水，为重兴苏州水利打开了僵局。他主张新导之河【指通江达海港浦】一定要设挡海闸，使“常时御潮防淤，旱时蓄水溉田，涝时开闸排水”。清光绪《常熟·昭文两县合志》载：“范仲淹于福山置闸，依山麓为固，旧址今尚存，人名曰范公闸。”范仲淹还主张裁直吴淞江的盘龙港湾道。这一工程，“范公曾经度之，未遑兴作”。后至宝元元年【1038年】由两浙转运使叶清臣付诸实施，将40里长的湾道裁直成10里长的直道。朱文长称“道直流速，其患遂弭”。他建议每年入秋后，有关部门就要将应开的河渠、应筑的堤堰陂塘之类，调查清楚，做好计划，春季兴役，“如此不绝，数年之间，就可农利大兴”。元代任仁发在其《水利集》中赞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尽心于水利，尝谓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备矣，水旱岂足忧哉。”范公所倡导的“修圩、浚河、置闸”治水方略，仍为后人治理苏州水网圩区的重要理论根据。

    单锷【1033—1110年】，字季隐。宜兴人。嘉祐五年【1060年】进士。存心三州水利达三十年，尝乘小舟往来于苏州、常州和湖州之间，考察水利形势。元祐三年【1088年】作《吴中水利书》，翰林学士苏轼代奏于朝，但未得实施。单锷的《吴中水利书》主要是议论“三州”水害及太湖洪水治理问题。书中指出，水为害苏、常、湖三州，已五十多年，十年之间熟无一二，有人认为是天数，不可治；有人虽深求力究治水之策，但不得要领，找不出水害根源，因循失治。他认为三州水患原因有三：一是庆历二年【1042年】欲便运粮，筑吴江长堤，横截江流，太湖水溢而不泄，壅灌三州之田；二是唐末废去东坝五堰，致使宣、歙、金陵、水阳江之水东灌苏、常、湖；三是宜兴百渎湮塞，荆溪之水不能畅入太湖而为患，其中尤以吴江长堤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