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三州水患最根本的原因。单锷对处理太湖洪水的论述，可以概括为“杀其入，宣其出，利其泄”。他提出：上治五堰，使西水不入荆溪；中治宜兴百渎之故道，使西部之水归入太湖；下治吴江长堤为木桥千所，开白蚬、安亭江，使太湖之水东注于海。而外，置常州运河斗门十四所，筑堤管水入江；开夹苎干渎，泄隔湖水入大吴渎、白鱼湾、高梅渎及白鹤溪，北入常州运河，经十四渎泄入大江；开通、疏凿太湖下游临江临湖的一切港渎。

    夏原吉【1366—1430年】，江西浔阳人。明永乐元年【1403年】为左侍郎，后与骞义同任尚书。因嘉兴、苏、淞诸郡频发水患，屡敕有司督治，迄无成绩，命夏原吉治理。夏原吉于永乐元年疏浚夏驾浦，接通浏河，分泄吴淞江之水，后人称之谓“制淞入浏”。又开范家浜，导淀山湖积水从南跄浦出海，即今黄浦江的前身；永乐二年，夏原吉又浚白茆、浏河、千灯浦等导阳澄水入江，九月工毕水泄。苏淞水利，得益匪浅。他在施工时布衣徒步，日夜经划，盛暑不张盖，曰：“民劳，吾不忍独适。”后人为纪念他的功绩，曾将夏驾浦改名尚书浦。

    沈启【1490—1563年】，字子由，号江村，吴江县人。曾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告老还乡后，著《吴江水考》，全书分五卷。第一卷含水图考、水道考、水源考等三章；第二卷含水官考、水则考、水年考、堤水岸式、水蚀考、水治考、水栅考等七章；第三卷、四卷、五卷均为水议考，记载历代太湖治水名人的议论，其文体有奏疏、公移、上书等种。是一部记载太湖水利的重要文献，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

    归有光【1506—1571年】。明代后期的归有光，对吴中水利作过研究，著有《水利论前》、《水利论后》，又先后上书兵道熊桴、知府王仪及昆山知县彭富，阐述自己的治水观点。他是昆山县人，又是著名学者，颇受地方人士注目。他对吴中治水的基本主张是“专力于吴淞江”。提出“淞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其余水不劳余力矣”和“独治淞江，则吴中必无白水之患，而从其旁引以溉田，无不治之田矣”的论点。《水利论后》中进一步强调开挖吴淞江要有大禹治水那种“山陵当路者，毁之”的气概。赞扬单锷“迁沙村之民，运去涨土，凿堤岸千桥走水”和苏轼“欲淞江不塞，必尽徒吴江一县之民”的言论。《上兵道熊桴水利书》恳求把大开吴淞江看做与屯兵百万于海上防倭同等重要大事。在归有光的水利论述中，还对太湖水的处理作过评论，不同意拆除吴江塘路排泄太湖水的主张，提出“夫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就使太湖干枯，于民岂为利哉！”的英明见解。这是从战略高度提出的有关太湖水资源利用的课题，为引导后人治理太湖向引、蓄、排、泄全面考虑有所启迪。

    耿桔【生卒年不详】，字蓝阳，一字朱桥，又字庭怀。献县【今属河北】进士。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任常熟知县。讲求农田水利，主张“高区浚河，低区筑岸”，治水成绩卓著。在任三年，曾先后疏浚横浦、横沥、李墓塘、盐铁塘、福山塘、奚浦、三丈浦等。对邑境地势高低，宜蓄宜泄，著《常熟水利全书》详细记载。并对修圩的工程标准、质量方面，提出许多规范意见，还在任阳和金家大圩试办小圩联并大圩。

    顾士琏【生卒年不详】，字殷熏，又号樊村，太仓人。浏河淤，三吴连困于水，当时议浚，以贵繁而阻。知州白登明用销圩法先疏朱泾，继疏浏河，用士琏议也。后吴中大潦，吏复议疏浏河，延士琏问策，士琏请仿海瑞折漕例，约以四万两浚淤段五千丈，建闸天妃镇，以利蓄泄，从之。

    徐兆玮【1869—1940年】，字少逵，号虹隐，常熟何市人。光绪戊子【1888年】举人，庚寅【1890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