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太湖溢，漂没民田庐舍；吴江水入县治，七月己未，地震有声，海溢，滨海人多溺死；吴县，太湖水溢，平地水高五六尺，田禾淹没，流民载道。昆山、新阳两县夏淫雨，无麦，新苗淹没；江阴五月连雨不绝，蔬禾尺没，民庐多坏；太仓夏大雨连月，高低田尽没，漂荡庐舍无算；常熟七月大水，海溢海滨，人多溺死，岁大浸”。

    查阅《苏州水利志》，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中二十一年有大水和大旱的记录。自然风雨丝毫都不畏惧于叱咤风云的康熙大帝。

    而雍正十年【1732年】，苏州地区则发生了“百年未见”的特大水灾：“苏州，七月庚子大风雨，海溢，平地水丈余，漂没田庐，溺死人畜无算；吴江闰五月恒寸，水平岸，七月十六日大风潮，覆舟摧屋；昆山、新阳，七月十六日，大风拔木，海溢，田禾尽淹，沿海民淹死无算。八月十一日海复溢，海滨民幸生者，乞食载道；太仓七月十六日飓风，海潮大溢，漂没庐舍，人畜死者不可胜计，近海平地水深丈余，延内地四十余里。吴县、常熟、昭文，七月大风雨，海溢，平地水丈余，漂没四庐，溺死人畜无算；江阴七月十六日晚飓风大作，江潮泛溢，继以暴雨不休，民舍皆坏，不江及各沙溺死居民数千人，为百年未见之灾。”

    乾隆在位的六十年，相对比较太平。只有乾隆三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四十六年和五十年有较大水灾。其中，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为最：“苏州、吴县，六月已丑，飓风大作，海潮至胥口。常熟、昭文、太仓、江阴，六月十八日飓风大作，海潮溢。沙洲及滨江庐舍俱坏，居民被淹甚众。吴江县六月飓风大作，海潮自东北来过县境。昆山、新阳，六月大风雨，海水泛滥人畜庐舍漂没无算，潮水赤色，逾至和塘，西流直达苏州城壕，境内水骤涨四五尺，而淀湖水涸，至见底，数日始复。”

    此后，直到清朝覆灭，水灾也是不断。据《江苏省灾害年表》，清道光三年【1823年】，六月的洪水，冲走房舍，淹死人畜。七月再度袭来的大水，竟把死者的棺材也悉数冲走。真是悲惨之至！

    民国时期，可谓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苏州地区水灾频仍，与世间的乱象遥相呼应，哀民生之多艰！民国元年【1912年】，大水连降300毫米，郊区一片汪洋。而次年，则发生了大旱。“常熟七、八月间，晴燥不雨，田禾枯萎。”《常熟县水利志》记载，当时常熟城里的富豪绅士集合起来，一起到龙王庙里求雨。他们杀猪宰羊，焚香供烛，虔诚无比地求老天爷下雨。结果却是无功而返。

    查阅《常熟县水利志》、《太仓县水利志》、《吴江县水利志》及《太湖水利史稿》、《江苏省灾害年表》和《灾害气候》等书，可见民国年间苏州的水灾发生频率高，强度大。当然，记载也较从前更为详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也有所记录。如民国八年【1919年】，“苏州、吴县7月10日至11日大雨不止，城外湖水溢，城中临河街道都没水，数乡受灾较重。县施粥并赈济。昆山籼稻抽穗时发水，石牌、毛许积水盈尺。吴江6月下旬起淫雨兼旬，水势暴涨。低乡农田积水三四尺，成灾巨。吴江县夏大雨成灾，减收漕粮”。

    解放以后，水灾仍然是江南地区自然灾害的主要形式。1949年的梅雨期21天中，强台风、暴雨、高潮三者并袭，一波接着一波，降雨量惊人，运河水位高达4.03米。这年夏天，共倒坍房屋3万余座，淹死三千余人，损失十分重大。

    翻阅《江苏省自然灾害年表》，解放后每年都有水旱灾的记录。以水灾为主，有时旱灾，有的年头则是水旱并灾。然而比起解放前，水灾导致人员伤亡的情况少了很多。往往是大面积的农田受灾。1977年，受8号强台风正面袭击，最大风力10至11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