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字诀”是李冰在实践中总结概括出的宝贵经验，也是科学的结晶，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沿用。

    人字堤是飞沙堰的附属工程，它位于飞沙堰下游，紧靠离堆脚下，是内江总干渠的第二道旁侧溢洪道。过去用竹笼卵石垒砌，宽40米。它和宝瓶口、飞沙堰联合运用，起到排泄内江多余进水的作用。

    都江堰的第三个重要工程是宝瓶引水口。

    内江流到了飞沙堰的末端后，便被玉垒山斜出的一块砾岩——虎头岩——挡住了去路，为了达到“引水以灌田”的目的，李冰便设法在虎头岩的低伏处凿开了一个边坡很陡的梯形引水口，这就是“宝瓶口”，是都江堰工程最为壮观的地方。

    宝瓶口位于离堆与玉垒山脚的悬崖之间，通高13米、长80米、宽43米，是内江引水的咽喉工程，也是成都平原的安全屏障。如果把成都平原比作一个大瓶，这里便是大瓶的瓶口了。宝瓶口被凿开后，被孤立在江中的砾岩便被后人称为“离堆”。内江至此，水面宽度由70米骤降到14米到24米，离堆三面都是下临江水的悬崖峭壁，怒涛汹涌，吼声震天，离堆兀立于怒涛之上，上面建有一座气宇轩昂的古建筑伏龙观，相传是晋代为祭祀李冰而建。

    据传当初凿山时因虎头岩的岩石异常坚硬，古蜀的先民们便在李冰的带领下，积木于岩石上，以大火加热，然后浇水骤然冷却，再用简陋的铁具凿开微微裂开的岩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大功告成。

    据《华阳国志》载，李冰在都江堰工程建成后，经过多年实际观测，掌握了宝瓶口水位变化与灌溉需求的规律，便命人在水边立了三个石人，并刻上了“干毋及足，涨毋没肩，年中水量，以此为度”的说明。后人随着对水情的进一步理解，又在宝瓶口左面的山石上加刻了几十道分划，取名为“水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水标尺”，当水面到达十一划时，内江所需的灌溉用水便已充足，超过十九划时，就要向外江排水。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水位标尺了。

    新中国成立后，据水利工作者们多年实测，无论岷江发生多大的洪水，宝瓶口引进的流量始终不会超过每秒700立方米，既保证了灌溉和城市用水，又不会发生洪涝之灾，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工程！唐朝大诗人杜甫曾写诗曰：“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正是赞誉宝瓶口的控制作用。

    在都江堰的修建过程中，既没有钢筋，也没有水泥，用什么作建筑材料呢？李冰从当地居民的房舍用料中发现了竹、木、卵石等材料，并且经过实验，把这些材料巧妙地用在了工程上。动员先民就地取材，通过杩槎、竹笼、羊圈、桩工等技术，使工程达到了结构简单、施工方便、成本低廉、效益显著的特点。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技巧，被一代一代保留相传，成为水利建设中的瑰宝。

    汉代，都江堰特有的竹笼装石筑堰法已经在全国推广，一个突出例子便是“治黄”。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决口，蜀人王延世用竹笼装石堵塞成功。据《汉书·沟洫志》记载：“【黄】河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褒衮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涧，上切责之，忠自杀……河堤史者王延世使塞，以竹笼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成帝因王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提拔他当了光禄大夫。《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了这件事。唐代《元和郡县志》中也明确记载了王延世用李冰之法筑堰的事实：“楗尾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中，累而壅水。汉成帝时，瓠子河决，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

    李冰治水，功绩千秋，自都江堰建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