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的问题确实越来越成为农民头疼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搞吃的轻松。在我十二三岁时，天亮不久，屋后的进山路上就开始响起了敲打扦担的声音，这声音提醒我们必须出发了。于是我们必须摸着黑吃过饭，不然就赶不上队伍。这样我们就可以盘算着上午从几里外的山上砍回来一担柴，匆匆吃过饭后，下午趁天黑前又砍回来一担柴。尽管是“两头黑”，这两担柴薪毕竟能解决一个家庭三四天的烧的问题。但这种光景很快便逝去了，只有两三年工夫，离我家五六里地的山峦上，已经看不到柴草了，我们只能往更远的山里进发。很快我们“两头黑”也只能砍回来一担柴。再后来，我们便带着粮食和一点山里没有的土产，走几十里山路，找亲托友，住到老山里的山民家里去砍柴，然后像蚂蚁搬家一样，慢慢地搬出来。

    因过度地砍伐，我的长辈们传说中的家乡的茂密丛林，终于变成了传说。

    这时候连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都会深深地感到了烧的危机——要是山上都砍光了，我们拿什么来煮饭？

    四、以水治水，最好的解药

    我的家乡人知道“水库”这个词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最有本事蓄水的是“池塘”。几乎所有人家的房前屋后以及有水田的地方，都是要挖一口或者更多的大小不等的池塘的。这些池塘的功用，是在碰到大旱之年河渠干枯时，开闸接济禾苗。其次是洗衣物和养鱼。随着水库的出现，人们才觉得池塘是如何的渺小，一口最大的池塘，也只灌溉得十几亩庄稼，而一只小型水库，便可以保得方圆十几里数百户人家再无大忧。

    水库这一个新鲜的名词，是在共和国建国后出现的，是毛泽东治国方略的重要表现之一。

    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是中国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地带。所有山区人对于水的特性的感受，也是他的切身感受，没有什么差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水与农业生产、水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血肉相联，这一点，青年毛泽东就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初，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时，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异乡陌地的实际调查，便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两篇好文章。在这两次调查中，毛泽东注意到水旱灾害情况，对赣南地区水土流失现象十分关注，他在文章里这样阐述：“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通过在一个叫做长冈乡的地方进行调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乡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设立水利委员会，乡苏维埃主席兼任乡水利委员会主任，每村要有一名水利委员，兴修水利时，要发扬互助协作精神。

    早在1933年的春天，毛泽东在江西叶坪召集武阳区水石乡苏维埃干部开会，听取汇报修水利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政府土地部写出了《夏耕运动大纲》，介绍武阳经验，把兴修水利作为夏耕的中心工作之一。中央根据地多数地区农业收成不好，与水旱自然灾害关系很大。为了减少水旱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生长的恶劣影响，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中央政府土地部要求各根据地：要保护、修理好水陂、水圳、水塘等蓄水设施，不但要整修旧的，还要开筑新的。缺水地方要在高处开挖水塘，水车未修理好的要继续修好。建议凡沿河地带，都要设置筒车，保证能在缺水时，用这简单的半机械化工具提水上岸。水是稻田的血脉，要是没有解决水的问题，无水灌溉或者制止不了涨水时期的水患，农民投入的肥料和人工，都白搭了。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报告重申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科学论断准确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