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劳动报酬是没有钱的，国家不给钱，县里也不给钱，回生产队去记工分，由生产队的所有群众来分担，也就是说，当时的办法是举全县老百姓之力，来兴修水利，自己干自己的事情，真正意义上的自力更生。

    民工不但没有报酬，连吃的米、油、盐，都是由各生产队派人送来的。柴倒是不缺，要修大坝了，这水库里的水，日后要淹没山冲达十几里，水位线以下的柴草都不能生存下去了，尽可以用来烧火取暖。

    农村修水利，一般都安排在农闲时的冬天和早春。待晚稻进仓、冬作物入土后，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挑着过冬的棉絮往山里进发。这时山风已凛冽，寒冷已经降临。

    人们从山上砍下不久就会被水淹没的竹木，按照安排，以“排”为单位，在离大坝施工不远的山冲底部平坦的地方，搭起长长的棚子，那是足以睡几十个人的通铺，上面盖的是厚厚的茅草，墙壁由竹篾编就，外面糊上泥巴挡风。

    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号兵重操旧业，一天数次用嘹亮的军号声指挥着上万民工起床、吃饭、出工、休息、熄灯。整个工地上红旗猎猎，标语成城。到处架设着高音喇叭，从天亮到断黑，不停地播放着雄壮威武的革命歌曲和指挥部首长声嘶力竭的鼓动。这一切手段，无法不使这支队伍亢奋以至热血沸腾，然后像战争年代的军人一样争先恐后、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一个个拼死向前。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利工地上，还看不到挖掘机、推土机、搅拌机、压路机、震动器……当时包括指挥部首长在内的建设者们，还不曾听说过这样的机器。汽车是见过的，但是汽车还太稀少，太珍贵，还舍不得用来拉土。全靠人们用肩膀将泥土一担一担挑到坝基上，一寸一分往上垒。那是一幅非常壮观同时也可堪称悲壮的图画——上百人的队伍列成长队，挑着箢箕，奋勇争先，从各个方向像蚂蚁一样向大坝方向循序渐进。无数支打硪的队伍像钉子一样镶嵌在大坝上，他们四人一组，用手高高抬起石硪，口里喊着号子，将石硪重重地砸入土中，就靠人工的力气，来将土擂紧，希望她千年百代牢不可破。迎着越来越坚硬的西北风，这些出力的汉子，无不热汗淋漓，穿着单衣或者打着赤膊，大坝上的每一寸泥土，都是由一丝不苟的人的汗水和力气擂紧的。现在的建筑工地，只见机器轰鸣，已难见人影，一台压路机轻轻辗过，便可当得上百打硪人喊哑喉咙，想想过去千军万马的壮烈不敌时下几斤柴油的力量，不禁心里发紧，多少汗血和辛苦，才换来了今天的现代化呵。

    数万大军一直要劳作到腊月二十八日才能够回家过年，正月初三又要回到工地。在那个“破四旧”的时代，传统节日也是“革命”的对象，过年能放几天假让大家回家团圆已是很人性化了。如果有人胆敢因为留恋过年而缺席不上工，那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要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必要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因为一个人不来，便会影响到他那个班的人的情绪；一个班开始拖革命的后腿，就必然会把一个排的进度拉下来；要是蔓延到一个排，就如同一个果子，开始变质烂心了，很快就会传染开来，烧坏一筐果子。“千里之堤，溃于一穴”、“防微杜渐”、“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那时指挥部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都会用这么一些来自毛主席著作和民间俗语中的警句来形容这种危险，来分析事情的严重性。既然被认为是危险，便会坚决制止之。就是家里死了父母、结婚、生孩子，都不许请假。几万人在工地上，谁家里没有点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走得，所有人都走得。要是在战场上，扔下枪械去办自己的事，不异于是临阵逃跑——而这就是战场，是以军事建制管理的队伍。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指挥部会协同地方，毫不手软将人抓来，戴高帽子上台批斗，为了整肃“军”纪，不得不杀鸡给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