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泄淤塞。1837年【道光十七年】广东巡抚祁贡曾下令将南海之乌茶埽、三水之榕塞、清远之石角三大围，“加用石工修筑巩固，借资捍固”。用加高堤坝挡水，“急计非本也”。此乃治标之策，非治本之策。加高了堤坝，水头又涨，坝愈加高，水愈涨高。

    鉴于河道日益淤浅，影响行洪安全。1915年瑞典人柯维廉在《广东水患问题》一文中说：“浚深河底之法，人多以为减杀潦水高度之唯一方法，不知只系已浚之河底能常保畅利，始得有效。”河底疏浚了，挖深了，自然容水量就大，河水下泄也畅顺了；但是疏浚河底往往只在局部，而不是全河底疏浚，河水挟带泥沙很快又会把已疏浚的地方填满。非要持之以恒、不断疏浚才能有效，否则“河床实无改善之望”。真这样做，“工程之大，需费之多，为节省经费计，实非所宜”。本来是治标，付出又庞大，有点得不偿失。

    《筹潦汇述》一书中，也有文章提到“试观沙口入佛山，不过10里余之程，数十年间所挖不下数十次，乃至今年挖，明年积，仍无计可施”。局部疏浚，不到几年，淤积如故，作用不大。

    由此可见，加高堤坝、疏浚河道以利防洪之议，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必要时也可急用一用，可是不是全局、长久、治本之计。

    综观上面所议，都是治河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有的有幼稚性，有的是实施后碰了壁的，我们也从中可看见随着朝代前进，治河理念也在完善、提高。

    要从根本上治理珠江，那不是单一办法可以解决，而是综合治理的问题。

    从清末到民国的议论，很多都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即使是好的意见在当时也无法实施。当时国困民穷，民生多艰，内忧外患，政府无力顾及治河。真正的治河直到解放之后，政治清明，政府体恤下情，加之国力、财力、技术力量蒸蒸日上，持之以恒60年，才打造出了一条全新的珠江。

    新中国成立后的珠江整治

    新中国成立之后，珠江流域换了人间，可是天灾水患并不因此戛然而止，不再骚扰。洪灾仍是频繁发生的最大自然灾害。

    1986年10月，云南境内的元江出现强降雨，出现从1908年以来的第二大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滚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

    1988年8月，西江中游的柳江、红水河发生20年一遇的大洪水，损失巨大；

    1991年6—7月，西江上游的南盘江、北盘江泛滥，经济损失很大；

    1994年6月，华南地区连续13天暴雨，西江、北江同时暴发50年一遇的洪灾，三角洲水位猛涨，又值大潮期，潮水顶托洪水入海，高水位持续10天以上，农田被淹，1300多万人受灾。同年7月，西江中游普降暴雨、大暴雨，再次形成洪灾。两次灾情使经济损失600多亿之多；

    1996年7月，西江中游强暴雨天气，柳州洪峰水位达到100年一遇的水平；

    1998年6月，西江流域普降大暴雨，西江发生100年一遇的洪水，造成两广共计94个县市受灾。

    1998年奇怪的是：长江、嫩江、松花江、珠江都发生了罕见的洪涝灾害。南南北北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江河出槽，这引起了全国对水利的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水利摆到了突出的位置，做出了重要决定。

    旱灾严重的有1987年、1988年、1990年、1991年、1995年等年头，中等旱情年份有1989年、1994年、1996年、2000年等，农作物失收、绝收，人畜饮水呈现困难。

    台风灾祸也是不可忽视地巨大，1989年的“8926”号台风、1991年的“9107”号台风、1993年的“9315”号“9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