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沿岸并没有天然的湖泊用以调节洪水，所以康有为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中国宜用治尼罗河法以治水书》中就提出要参考英国人帮助埃及治理尼罗河的经验，来治理珠江水患。南海人康有为，光绪进士，1888【光绪十四年】鉴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上书清帝建议变成法，通下情，以图中国之富强；1895年组织1300余赴京会试的举人，公车上书；后又促进“百日维新”。早期他是以民族、国家为念的。所以对关系千家万户的治水问题，他是用心的。

    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上游有维多利亚湖、蒙博托湖等调节，水量变化不大；中下游常常泛滥，淤积巨量沃土，到地中海出口处形成典型的三角洲，为世界古文化发祥地之一。康有为说：“中国宜用英人为埃及治尼罗河之法以治水。其治水之法，上游自旧京谷士浑而中京录士下至开罗，数千里间皆设水塘以水闸，沿河设测候所，若当雨少天旱，则酌泄水塘，以灌农田；至大水暴来，淫霖连日，则全开上游数千里水塘以受之。”“今粤之被灾甚矣，只在上游多开水塘、水闸，设测候所而已。”

    这种将防洪、蓄水、灌溉等结合而多筑塘库的主张，1914年成立的广东治河处，在初期是不赞成的。《广东水患问题》一文就说：“欲于本省各江流域中建蓄水池以为低地防潦之用，殊难望其有效。诚以如西江下游一带，如非将广大之农作地段占用，将无地供水池之用。峡上各江及其支流之流域地，类多狭窄而陡斜，欲建容量合宜之蓄水池殊不可能。”

    《西江实测报告》也认为：“就吾人所知，西江一带并无天然大湖，各大支流如右江、红水河及柳江等，其所经之地大都为种植之区，而城市村落星罗棋布于其间，当不合建筑水池之用。”认为要降低洪水水位若干，“价值必甚昂巨”。《北江测量预算》报告也说：“飞来峡下，苟不侵占乡民权利，淹没大段膏腴田亩，实无地可施建筑。峡上之地虽较硗瘠，而是处干流及其支河流域，类比狭窄陡峻，欲于其间建筑容量呈用之地，而戛戛其难也。”防洪与用地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

    后来，珠江水利局的观点有了改变，并认为滃江流域可考虑选址为筑库之地。滃江在英德之东，在英德汇入北江。1941年又有人持同样观点：“拦河水库，难觅适当山谷为建筑地址，而费用巨大，不能纯为防潦而设，查滃江有充分水头及流量，可发电力，若在黄岗建一堤坝，则其上游河道可变为一狭长之蓄水库，收拦河发电之功。”这样，思路更加明确了，不是单一地纯为防洪，那样防洪成本太高，要综合治理，即将防洪、发电捆绑到一起，建筑水库也就现实得多。1946年《珠江治本计划草案》中更指出“珠江防洪诸多条件困难，而蓄洪一途势所不免”，又指出西江上游南盘江泸西、北盘江关岭、红水河的天峨、北江的滃江一带，“地广人稀，山岭环抱，若能权衡利害，虚盈挹注，当可控制洪源。”

    随着广泛争议，意见趋于统一成熟。

    可是，那个时代，政治浑浊，经济凋敝，技术落后，都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画饼充饥，无法实现。解放之前，我们看到珠江流域有一个大中型水库建成了吗？看到洪水真正受到控制吗？

    解放之后，西江流域才建起了众多防洪、发电、航运综合治理的大中型水库，真正到了安澜年代。下文还要说到，此处暂略。

    关于加高堤围之议——

    洪水来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加高堤围抵御洪水，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田亩均是历代人们筑堤围垦而来，在小农经济年代，围基纵纵横横，围堰星罗棋布，面积不大，各行其政。本来洪水来时需“宽其河身，畅其流行”，但是长期以来的围垦筑坝，与水争地，水道愈垦愈窄愈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