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灰岩洞隙、阴河，满布地下。这些地方的石山，土层极薄，风化一寸厚的土壤要经历上百年时间，一旦植被破坏，雨水就把薄薄一层泥土冲走，形成石漠化，再要恢复种植不再可能，弄得寸草不生。石漠化和北方的土地沙化，都是土地的顽症、癌症。

    清末以来沙土流失更严重，人们意识到了必须加以改变，治水与治山的关系也就引起热议。1918年在连年水患后，痛定思痛，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登报征求水灾善后意见，汇编成《筹潦汇述》一书。书中提出许多善策：

    “盖治水原不仅治河，须兼顾治山，今吾粤童山，触目皆是。如若林木森然，自可杀雨量之势。”

    “山上有木，雨时多收水汽，且根叶能使雨水停蓄，不致泥沙直下壅塞江河，此森林之力也。”

    人们看到了森林的功能，目光注意到对山的治理。山和水本来就是矛盾的统一。

    可是，对这样的命题，也有不同意见。

    被邀请来广东的上海浦江浚河局总工程师海德生就认为：“广植树林，本为今世防免潦患的唯一之策”，但是“非50年后不能收效”。远水不解近渴。

    在广东治河处的瑞典人总工程师柯维廉则说：“林木之落叶腐烂，而成一种泥质，具有伟大吸收水量之能力，但吸收之力一经用尽，其减杀水势之能力又往往失却功用耳。”“广植林木，必须数十年始可成林。”他计算过，要将北江水位降低一英尺，所植林面积须占北江流域的65%，资金就成问题，组织也是难事，所以他认为想用林木来解水患是“遥而无期”的。

    柯维廉是瑞典工程上校，1915年3月到任广东治河处总工程师，在广东工作20余年，为珠江水利做过不少开创性贡献。1936年广东治河会改组，柯维廉任顾问，其后回瑞典。

    持不同意见者不是反对植树来扼止土水流失，而是认为不能很快奏效，而且组织工作难做及花费资金甚巨。植树之法只应倡导，而不能视为治河之根本之法。

    用今天的观点来审视，植树造林是治河的首要工作之一，另外再辅以开发水平梯田、在山谷之中筑挡泥坝等措施，对治山治水是十分有效的。

    关于分洪之议——

    鉴于洪水来时过急过猛，原有河道无法容纳，早在1918年的《筹潦汇述》一书中，已有人建议开挖分洪河道，“欲免广东之水患，非另凿新河以分泄其流不可”。具体的分洪新河应在西江之上。为此，柯维廉和英国籍工程师葛登一起实地考察、研究，并作过几条线路的测量。结果是：

    一条路线是从梧州西的北流江开挖新河道，连通玉林附近的南流江，可以分出每秒1万立方流量入海，但要挖土方20多亿立方，可以降低三水思贤滘水文站水位1.5米。

    一条路线是从肇庆的新兴江挖通连接阳江的漠阳江，由漠阳江分洪入海。

    一条路线是由新兴江连通江门的潭江，由潭江分洪入海，土方量7亿多立方，可降低思贤滘水位1.5米。

    一条路线是从肇庆羚羊峡上开支河，穿过金利围，再流回西江。可以降低肇庆洪水位1.7米，但要占用沃野31平方公里。

    通过调查测核，因为西江与南部出海口之间都有丛山相隔，分水岭高广，许多路线很难实行；如果非要动工，“所费不赀”。所以分洪之议只好放下了。

    其实由新兴江上游开挖一条人工河，穿过分水岭，与漠阳江相接，这条新河长约30公里，由此分走4成洪水，将大大缓解三角洲的水患，此一建议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就有人提出了。终因当时条件所限，无法实现。

    直到今天，种种分洪建议都没有实行，因为这些建议存在着不实际处。

    关于修建水库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