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丹；可因牛庄港或营口港而说起公元238年司马懿率水军自山东登州乘船辗转于襄平【今辽阳】登陆；可因古城辽阳而说起隋炀帝以及李世民东征时于此地所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可因曹孟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而说到绥中的秦始皇东巡行宫石碑地遗址以及汉代帝王“观海行宫”黑头山建筑遗址，说到可定位于绥中境内的碣石遗址；可因北镇医巫闾山的萧太后墓说到大辽与杨家将的恩恩怨怨；可因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土城子村而说起如雷贯耳的道教大师张三丰；我们还可以说起《唐诗三百首》中沈佺期的诗“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说起关东才子王尔烈，说起大师曹雪芹……

    刺客荆轲莫名其妙地失手，秦始皇派大将王翦攻燕，燕王喜为保住自己的王位，派人到现在的辽阳，将潜伏在衍水河边的太子丹斩了首级献给秦始皇。但太子丹的首级并未给燕国换来和平，燕终于亡了。但辽东人民感念太子丹为国捐躯，改衍水为太子河，以为永久的悼念。太子丹的故事恰如其分地表明了辽东地区于其时在中华帝国中的地位。有关的考古发掘成果也为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上所取得的发展提供了佐证。文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渐进而不断交汇与融合的过程，如果过分强调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渗透，或者过分强调传统因素对当代的左右，那就意味着一个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或者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当世的文化发展中过于无所作为了，并且轻易而过于漫不经心地摘除了这个民族所承载着的文化发展与进步的责任。何况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辽河流域本非一个孤立的民族所自生自灭之地，文化的整合与相互影响是从未间断过的。从这样一个视角，我们对秦统一后，对辽东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乃至依循燕赵原有城防，修筑规模宏大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所具有的积极进步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认同。因为我们这样说着认同时，不禁追思起先祖以其自强不息而对中华文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秦汉以后，辽河流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整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以宋辽时期为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与大臣们商量：“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大臣们皆以佛对，他却说：“佛非中国教。”最后以“孔子大圣，万世所尊”为由，建孔庙以祀。自其后，辽室诸帝皆通汉学。

    史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寓居后唐时，自署“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辽圣宗耶律隆绪，即著名的萧太后的儿子，“幼喜书翰，十岁能诗”；后于其所作诗中称“乐天诗集是吾师”，并亲以契丹大字译白氏《讽谏集》，令群臣诵读。辽道宗尝“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并召翰林学士“讲五经大义”。而汉人在辽为官者，为数甚为可观，因为当时辽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有一个故事说，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汉人张砺为翰林学士，常想家，逃到边境上，被抓回来了。耶律德光挺生气地责备他，可是张砺也实在，他对辽太宗说，我本来是汉人，衣服饮食说话都与你们不同，现在我就是想回去，可是我回不去，真是生不如死。最后这个耶律德光对有的大臣说：“吾戒尔辈善待此人，致其逃去，过在尔也。”随后笞大臣一百，而待张砺如故。辽代对汉文化的推崇与借鉴，以这个事儿看，很值得一说。

    宋元丰四年【1081年】，苏辙奉使北行，既至辽，辽人每问：“大苏学士安好否？”苏辙遂作诗寄给哥哥苏东坡：“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儿问大苏；莫将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东坡在其《记虏使诵诗》中也曾记载：“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苏东坡的《眉山集》问世不久，范阳书肆便有了翻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