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工程三个供水方案的汇报，总理要代表中央一锤定音，正式吹响开启粤水入港工程的战斗号角！

    下午三点，周恩来矫健而快速地走进陶铸的家门，总理的脚步总是这么的匆忙，因为共和国有太多的事情让他操心。而这一次，香港300多万市民还在旱灾中焦急地等待着祖国送来的甘露，他怎能不心急如焚？进屋坐下，总理看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广东省副省长曾生等都在座。陶铸向总理介绍了负责作具体汇报的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总理微笑地点了点头，问好寒暄后，汇报开始。

    刘兆伦着重讲了石马河方案的优势和困难。在汇报中，他提出了解决石马河流向难题的技术方案，认为通过拦河筑坝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机站，技术上能够将水位提升，从而改石马河由北向南倒流，并且在成本和工期上也具备可行性。总理安静地听着，仔细地想着。

    听完汇报，总理情绪很高，用显然比平时高一些的音调作出部署。他先是向着陶铸说：“东深工程关系到港九300多万同胞，应从政治上来看问题。香港供水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不要连在一起。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说到这里的时候，总理将目光转向了陈郁，“请港英当局派人过来谈。我们礼数要周到，不宜失礼于人，做到不卑不亢。”

    “至于三个输水方案，中央研究过了，同意广东省水电厅的建议，采用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不仅时间快，工程费用也较少，还可以结合农田灌溉，这样会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水利工程应综合考虑，结合当地农业效益进行兴建。”总理对刘兆伦投以信任的目光。刘兆伦微微点头，听到了总理的首肯，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他下意识地擦了擦汗，刚才汇报的时候显得有点紧张。

    总理就东深工程的具体设计、施工和费用安排做了具体布置：

    “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兴办，不能把所有权给港英当局。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我们为同胞付出是理所应当。”

    “工程列入国家计划，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此工程由中央人民政府从援外经费中拨出3800万元人民币兴建，有关省市和部门大力支援。”

    “工程就定名为‘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

    总理掷地有声。在座的各位都听出了总理话语里掩饰不住的兴奋，都暗暗下决心一定不负总理重托，要大干一场！

    3800万，这在当时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1963年的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留下了满目疮痍；台海局势仍不明朗。但也就是这患难中的3800万，凝聚着祖国母亲对香港同胞的深情。

    东深工程宜速不宜迟！1964年初，广东省政府会同港英当局，进行了两次高效率的商谈。广东省代表由刘兆伦、杨可忠、叶明华三人组成；香港代表由毛瑾、罗彤、孙德厚三人组成。双方很快就东深工程设计、施工、费用、人员等问题达成共识。1964年4月22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香港当局在广州市广东迎宾馆正式签订《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议》，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代表、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香港英国当局代表、香港副工务司兼水务局长毛瑾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规定，从1965年3月1日开始，东深工程每年供给香港原水150亿加仑，即6820万立方米。

    在签字协议完成后，广东省副省长曾生设宴招待了双方参加会谈的代表和出席签字仪式的各界知名人士。盛大的晚宴给东深工程的前期工作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中英双方代表人士像两位久未见面的至亲相遇，气氛祥和融洽，甚至都有了些醉意。

    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