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公里，水库库容总计170.6亿立方米。如此一来，经过水库调节，东江枯水流量明显增加，上述枯水期断流的隐患已经不复存在，东江除了满足流域各地方用水之外，满足全年的香港供水绰绰有余。

    另一个利好的消息是，在东江和深圳水库之间有一条东江的支流石马河。石马河发源于深圳市大脑壳山，呈南北流向，在东莞市新开河口注入东江，集水面积达682平方公里。倘若不考虑流向问题，从东江到深圳水库之间一条理想的引水渠道是，东江水由石马河引到石马河上游，再由石马河支流雁田水引入已经建成的雁田水库。上述过程一旦实现，流入雁田水库的东江水将沿着附近的沙湾河一路流向深圳水库，长达百里的引水工程圆满实现。

    唯一的问题在石马河上。石马河的地形为东深工程从东江跨流域引水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技术难题——石马河是从南到北流向，而引水香港需要从北到南流向，叫江河倒流的成本会不会太高？

    石马河方案的优势显而易见：利用现成的地形引水，施工量小、工程便利、工期短，并且沿河输水还能兼顾两岸的灌溉和排涝效益。但就因为存在石马河流向的技术难题，由东江至深圳的引水路线只好再预备两个方案：一是沿珠江口海边修建渠道，东江水通过渠道输入深圳水库；二是重修建钢管，东江提水经东莞企石到常平后再沿广深铁路线用钢管输水至深圳水库。和“石马河方案”相比，这两个方案不仅输水的线路更长，而且不能利用地理优势，得额外修建输水管。

    1963年9月，广东省水电厅将拟订好的东深供水工程方案上呈，等待中央意见。虽然水利专家倾向于“石马河方案”，但为了保险起见，三个方案一并摆到国务院负责水能资源开发的领导案前。而这位领导，就是周恩来总理。

    香港人民好福气啊，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审查解决香港供水的预案并作出定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全国水能资源开发、国内主要江河流域的供水和灌溉以及全国水旱灾害的防御治理等一系列和“水”相关的议题。而作为我国第五长河的珠江，其径流量仅次于长江，为黄河的8倍，汛期从4到10月长达半年之久。珠江自古就是易洪易涝喜欢穷折腾的水系，珠江防洪也成了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总理的头发不少是为珠江白的。

    建国后第二年即1951年，周恩来组织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珠江水系在最近几年以内，应就现有的围堤的基础，整理堤系，酌建涵闸，缩短防线，加强干堤，并积极进行基本测验规划工作，准备向上游发展。1951年以巩固东江、西江、北江堤防，保证普通洪水位不致成灾害为目标。”次年3月，总理又起草《政务院关于1952年水利工作的决定》提出：“珠江就现有基础，岁修防汛，应比去年保证提高一步。”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百废待兴的20世纪50年代，广东大量兴修河坝，堵口复堤，解放前在珠江三角洲多次遭遇的堤坝溃决农田漫顶的现象基本绝迹。

    周总理对广东水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格外关心。1960年，广东在珠江的北江支流修建南北水电站，装机7.5万千瓦。虽然工程规模不大，但由于河流独特地形的原因，必须采用特殊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法。就这么不算困难一件小事，总理特意过问，并于1960年12月14日下午召集时任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开会，专门讨论南北水电站的建设问题。

    1963年12月8日，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路过广州。百忙之中，总理来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家里，他要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关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