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背后，传递的总是民心，说明通济堰的建筑不仅是人为，也是天意。当然，坝址的勘选，到底还有地形地貌可考，至于大坝何以设计成拱形，就真是一个千古之谜了。据说国外最早的拱坝，一座是西班牙的爱尔其拱坝，另一座是意大利的邦达尔多拱坝，两者都建于16世纪，均晚于通济堰拱坝1000多年。

    其实在我看来，通济堰大坝的拱形体貌，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同时也兼备了美学意味，不乏浪漫放达的人文因素，也许还真是有过艺术上考虑。司马在南朝乃军职，詹南二司马虽不是文人，但古代为官者多与文人相通。事实上，与通济堰相关或相知者中，声名远播的文人不在少数，其中范成大是一个，汤显祖也是一个。范在南宋干道年间任丽水知府，汤则是明万历21年的遂昌县令。遂昌是松阳的邻县，丽水乃松阳所在的州府，范、汤二人，当然都在通济堰留下了足迹。范在任时通济堰已年久失修，是他主持了疏淤通塞的整治工程，且亲撰《通济堰规碑》二十条，完全是一部言简意赅的古代水利法规；汤的一篇《丽水县修筑通济堰记》，则给予了这项工程以极高的评价：“取天地之力，极五行之用，开塞利害，减益盈固，早算旁拮，时察颖断，非才莫可以也……”

    在詹南二司马庙里，这样的碑刻林林总总，令人不胜流连。拂去漫漫岁月的历史尘埃，我们看到的既是一部水利史，也是一条文化脉络，诸如范成大的《通济堰规碑》的书法，汤显祖《丽水县修筑通济堰记》的文采等，无不具有水利工程与历史文化的双重价值。

    往事越千年，当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着意开发新安江，立志把她蕴藏至丰的水资源用来造福人民的时候，因其建坝围库的选址定在了浙江，当年的决策者和水利专家们，应该不会不想到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存在千年的通济堰，不会不从中获取借鉴和启发。现在说到这点，当然只能是一种推测，不过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可显示，但是从精神上说，一个毫无建设经验的政党，在一穷二白的现实面前，筹划一项巨大工程，其决断的果敢与气魄，应该是得之于先人的奠基，人文的力量走在了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前面。

    似乎一脉相承的是，新安江水电站的建造，也有着两个根本点，一个是人民意愿，一个是国家行动。人民意愿是理念的，国家行动是具体的。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人民当家做主，翻了身的劳动人民，唯一的理念就是能过上好日子，当具体的国家行动建立在符合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时，人民就会用空前的热情、劳作和奉献给以回馈。

    有人曾这样想象过通济堰修筑时的情景：“高亢、绵延的号子从松阴溪的河床上响起，划破清晨灰蒙蒙的薄雾，雾破处，钻出一群体魄强健的先人，群情激昂，他们在河床上热火朝天地劳作着，将竹、木变成的框架，填塞进石块，逐渐累积成一方庞大的坝体。施工现场一片人喧马腾……从坝底到坝顶，从干渠到支渠，一片忙忙碌碌，到处是挥汗如雨，坚毅的脸庞溢出坚定和自信，坝体每向前延伸一尺都留下了他们的艰辛和热切。”千百年来，对于自身意愿的实现，人民也许都会是这样的同心协力，在我想象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那个年代时，感觉浮现在眼前的，似乎也正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曾在苏联学习过水电站机械化施工和管理的刘玉春，对当年的新安江建设工地就是这样描述的：“那时，大家住草棚、点油灯，二十四小时轮班作业，一开始没有大型机械，大家就用肩挑、人抬、手推车拉，整个工地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大家你追我赶，纪录天天刷新……”

    这种人海战术式的施工场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国家和地方大型建设项目的施工实现了机械化、电动化，使生产力得以空前解放。但在新安江水电站兴建之初，确实还只能靠人力和最简单的生产工具，尤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