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不能不说大禹。大禹的传说举国皆知，许多地方都有据说是大禹治水遗址的古迹，不过他死后却葬在了浙江绍兴。包括禹陵、禹祠、禹庙，以及岣嵝碑、窆石亭等建筑和文物在内的大禹陵，规模宏大，气象庄严。大禹的出生地在四川绵阳，具体说，也就是北川县的羌乡境内，与闻名世界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同在一地。无独有偶，在他安葬之地浙江，也有这么一项工程，那就是浙西南碧湖平原上的通济堰。

    这是一个以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始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整个建筑由大坝、进水闸、石函、淘沙门、渠道、大小概闸、湖塘等组成。大坝长275米，宽25米，高2.5米，拱形。就其距今1500年的历史而言，这种拱坝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其设计的科学性在于减弱了水流对堰坝单位宽度的冲击力，从而使之具有较强的抗洪峰能力。现在还依然能够看到，经拱坝改变了方向的河水，沿拱坝圆心方向泄流，有效地减轻了对堰坝护坡、溪岸的冲击。通济堰的灌溉网络布局，在长达23公里的干渠上分凿出48条支渠、321条毛渠，通过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大小概闸调节分流及利用众多湖塘水泊储水，形成了以引灌为主，储、泄兼顾的竹枝状水系网。这一结构，与都江堰和郑国渠相比，显得更加科学合理。作为我国仅存的一座功能齐备的古老灌溉体系，通济堰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添建的一座立体交叉式石函引水桥，避免了泥沙堵塞堰渠，使渠水畅通无阻。这种现代立交桥的雏形，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

    曾经领先世界的通济堰出现在浙江，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浙江水利建设的悠久与卓越。有文章记载说，“南朝以前的碧湖平原，松阴溪在雨季经常泛滥成灾，吞噬了成片的庄稼，大旱年景的松阴溪水白白地流失，大量农作物枯死造成绝收。碧湖平原的百姓苦不堪言，成批成批的百姓选择了迁移，造成碧湖平原人口锐减。于是，坚守故土的先哲们奔走呼吁，请求官府在松阴溪上修筑围堰，沿着碧湖平原开挖堰渠灌溉农田，利用堰渠湖塘分流洪水……”也就是说，通济堰的修筑，一是民意，二是政绩。

    所谓民意，说到底，无非是安居乐业，而水，则为第一需求。但是向来的自然之水，多洒脱任性，亲和时柔情脉脉，狂放时暴戾不羁，碧湖平原上的松阴溪也不例外。作为瓯越农耕文明典型的碧湖平原，从根本上说，是仰仗了松阴溪的滋润与滥觞。松阴溪的上游是遂昌县的南溪，流经妙高镇与北溪汇合后，称为襟溪，至庄山又与濂溪汇合，到资口时始称松阴溪。松阴溪在遂昌县境内的主干流长56公里，流域面积近600平方公里，从赤寿乡界首村进入松阳县境，再由裕溪乡堰后圩出境，注入瓯江。松阳境内的松阴溪主干流长60余公里，流域面积达1300多平方公里，耕地16万亩，依靠松阴溪生活的老百姓占松阳总人口的90%以上，历代民众对松阴溪的期盼，是百利而无一害。

    尽管这样的期盼随着通济堰的建成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兴修水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松阴溪的治理，亦非一劳永逸。在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济堰旁，还存有一座詹南二司马庙，是祭祀当年主持修筑通济堰的两位地方官员的，内有碑刻20余方，其中明代王廷芝的《通济堰志》称：“南朝梁天监四年司马詹、南二氏始为堰……”他们二位对这项世界级领先工程的最杰出贡献，恐怕就在于坝址的选定和坝体的设计。

    不过年代实在是太久了，通济堰大坝的选址经过，不可能像新安江水电站大坝那样，留下珍贵而详实的文字资料，我们今天从王廷芝碑记上所读到的，也只是一个传说：“……一日，有一老人指之曰：过溪遇异物，即营其地。果见白蛇自南山绝溪北，营之乃就。”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