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篇 千岛湖随感录
主管经济的陈云把负责燃料工业部的张铁铮请到了中南海，谈的不是燃料，却是水电开发。张在汇报中就提到了新安江。陈云深表兴趣，希望看到更具体的材料。半年之后的6月20日，一份《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就以“绝密”的形式，送到了时任华东局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曾山、谭震林两位手上，转而又上报给国务院，引起了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和重视。
这份报告的起草人，除张铁铮外，还有数度勘测新安江，对钱塘江水系极为熟悉的徐洽时，另一人为王宝基，曾留学英国实习水力发电工程，1950年后归队到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任工程师。尤其是徐洽时，不仅出任过钱塘江水利勘测处主任，而且也是数年前筹建的新安江街口水电站的主要专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美国人撤走后，国民党政府没有办成的事，再度为共产党所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本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当然也是他始终的追求。
和数年前选址街口不同的是，这份报告是“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并且在报告送出的同一时段，张铁铮就直接向李富春提出请求，希望将新安江的开发列入正在制定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电力基建，获得了李富春和主持“一五”计划编制工作的陈云的批准。
原国民党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薛笃弼、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联名给行政院打报告，主张兴建新安江街口水电站的时间，是1948年的4月，及至1952年6月，在这4年零两个月里，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安江水电站的兴建也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曲折，但终于在新中国的时间表上真正铺开了新的蓝图。
这一年的下半年，对新安江的勘测研究和开发论证再度启动，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已经出任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多次召集沪浙两地的经济建设主管和国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领导商议相关事宜，所以毛泽东在杭州像是不经意地问了江华一句：“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江华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简略地介绍了一番，然后说：“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这话毛泽东爱听，并且他对筹划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事也绝非毫不知情，题点到了，态也就接着表了，毛泽东说：“我支持！”
至此，该出场的人物都出场了，该做的案头也都做了。这一年的5月，江华出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2月，在浙江省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基础上成立的华东水利工程局，更名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主要负责新安江水电工程的勘测设计，徐洽时任总工程师。次年5月，由他们会同燃料工业部论证制定的三个开发方案，递交到了华东局。
所以对新安江的开发做了三个方案，主要是在装机容量和淹没耕地、迁移人口之间权衡利弊。三个方案分别为三级开发，其中的三级开发，“因邵村建坝投资较大，发电量所增不多，暂拟不作深入研究”，实际需要拍板的，就是一级开发，还是二级开发，两个方案的建坝地址都选在罗桐埠，不同的是一级开发的坝高105米，装机容量66万千瓦，二级开发的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仅为8万千瓦，这显然不理想，因此二级开发又另作了补充，即在上游处再行建坝，其中的甲方案选址在黄江潭，坝高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乙方案选址云头，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
显而易见的是，二级开发的甲乙两项，不仅分级建坝在工程上耗工费时，且装机容量远不及一级开发，似不足取，但是在耕地淹没和人口迁移上，二者的47000亩、68000人和76000亩、94000人也远低于一级开发的31万亩和235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