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篇 千岛湖随感录
。从直接损失上来看，二级开发低于一级开发，尽管建成后的效应也相对要低许多。尤其令决策者为难的是，若是实施一级开发，则95%以上的损失需由浙江一省承担，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浙江的淳安、遂安两座县城以及49个乡镇，将被淹没，永远地成为水底记忆。
抉择的过程是艰难的，但最后的拍板，却像是快刀斩乱麻。从方案出台的5月初到一锤定音的5月24日，前后不到一个月，结果就出来了。那一天，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的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及相关地县委主要领导会议上，听取了三省主官的发言后，主持会议的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就宣布说：“新安江开发就按一级开发！”
谭震林当然不是凭借个人意志信口出言的，他的决断来自于浙皖苏三省主官的表态，其中最关键的，又在于江华。这位新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对不久前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印象深刻，知道毛对新安江寄予的是一种大期待，所以他说：“浙江省委的意见：要上就上大的。”有了他这句话，安徽和江苏的压力小了，纷纷顺着江华的意思表了态。会上最坐不住的，要数淳安和遂安两县的父母官了，因为江华又说了：“为了全局利益，只得牺牲局部利益，淳安和遂安人民只能奉献和牺牲。”他们知道，几十万人的背井离乡，谈何容易！
就新安江开发而言，无论在哪个点上建坝，都是会有所损失的，村镇移民和耕地房屋受淹，均无法避免，因为手头缺乏资料，我不知道解放前的街口水电站兴建方案中，是否论及这两大难题，又是作如何盘算的，说国民党丝毫也不顾及民生，现在看来，恐怕也不尽然，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些，但“局部利益”的牺牲却是何等沉重。
牺牲与奉献
将近一年半之后的1955年10月，国家建设委员会下达《对新安江技术经济报告的审核意见》，批准了新安江水电站一级开发的方案。
按谭震林在拍板时的讲话要求，新安江开发的移民问题与大坝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一级开发的新安江电站工程一是大坝建设，二是移民安置，两项工作要同时推进。”事实上，立足新安江开发的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不仅制定了三个开发方案，也提出过一个《新安江水电站水库移民第二方案》。将此方案称之谓“第二”并不是因为他们之前还制定过一个“第一”，而是针对浙江省的《新安江水电站淹没区移民方案》，把它看做是“第一方案”了，从时间上看，两项工作的确是在同时推进的。
国家建委的《审核意见》下达后仅一个月，确定新安江水电站坝址由罗桐埠改为铜官峡的《决议书草案》就形成了；过了两个月，浙江省提交了由副省长杨思一主持的移民方案；又过了四个月，这个《第二方案》也出来了。
表面看来，一切都是有计划的，都在按部就班，但这两项工作，一是针对自然的建设，二是面向民众的生存，前者可以靠热情和干劲，后者却必须有利益与保证，当然，科学合理是共同的前提。但毋庸讳言的是，时间上可以说是同时推进的这两项工作，实际效果的差别却非常之大。
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工程1957年4月1日破土动工，1959年9月，水库建成并蓄水，1960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题词，为新安江水电站“胜利建设而欢呼”，22日，第一台发电机组启动发电。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只用了3年的时间，但是第一批动迁的新安江移民，始于1956年的11月，从淳安县茶园紫峰乡芹坑村迁往桐庐县横村乡孙家村落户，比大坝开工还早了半年，至于整个移民过程和安置工作到底做得怎样，却直到17年后的1973年，依旧“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移民数据和正确的分析资料”，其后遗症更是绵延至今。难怪国务院曾对新安江水库建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