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个结论，谓之“移民工作做得不好”。

    时隔50多年，现在我们对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的回忆，依旧充满着自豪、激动与兴奋，但对相关的新安江移民的追思，更多的却已是喟叹、苍凉和伤感。在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代价”这个词的条目，有两个解释，一是“获得某种东西所付出的钱”；二是“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或精力”。如果新安江水电站也可谓“某种东西”和“某种目的”的话，这两个解释就过于冰凉和苍白了，它忽视了世间最不可忽视的要素——人，与所谓的钱、物质或精力相比，人的重要性是无法估价的。尽管人不可以价而论，但为新安江开发作出奉献与牺牲的30万移民，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代价，一种无法偿还和弥补的损失，就像历史再也不能回头一样。

    中国的治水史是一部智慧史、创造史，也是一部英雄史。现存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如陕西郑国渠、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包括浙江的通济堰，无一不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率众修筑这些工程的郑国、李冰、史棣、詹南二司马等人，自然也都是后人所崇敬的英雄。自古以来，治水总是要有牺牲精神的，传说中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一种舍小家而为国家的牺牲精神，至于历史真实人物的郑国、李冰们，他们个人作出过怎样的牺牲，虽然史料匮乏，但在那些浩大艰巨的工程背后，无数先人曾为之付出的代价，却可以想见，伴随着汩汩流水的不仅有汗水，一定也有泪水。

    修筑郑国渠的初衷，据说是战国后期，韩桓惠公见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大势在即，为削弱其实力，故意派水利专家郑国赴秦，以兴修一项巨型水利工程来消耗秦国财力物力，尤其是人力，试图达到“疲秦”的目的。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地使关中大地上出现了一条造福人类的千古长渠。这条至今仍灌溉着陕西礼泉、泾阳、高陵、临潼、渭南等县市近300万亩土地的百里长渠，它的丰伟功绩已被历史证明，但在修筑之时，秦国所付出的代价，肯定也是巨大的。秦始皇采纳郑国的建议下令实施，渠成之后，变关中瘠地为沃野，收成年丰，反倒促成了秦国的富庶，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般说来，开渠筑坝、兴修水利这一类的建设工程，大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密切相关，郑国渠、都江堰、灵渠都出现在秦代，可谓一例。对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应该也是这样的重要历史阶段，政权更替，百废待兴，像新安江开发这样的宏伟计划，自然是最能表现新政权活力的，何况国家工业化建设对电力的需求，确实也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如果单是从工程建设上来说，新安江水电站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为当代治水史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它可以被看做是与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经典呼应，既是创造性的，靠的也是中国人自己的才智。郑国渠是一个创造，秦代以后，基本上是对其水利设施的完善，如汉代白公渠、唐代三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和清代龙洞渠等。新安江水电站之前，世界上虽然也有了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水力发电工程，苏联的第聂伯河水电站，但美国专家在国民党的新安江开发计划实施之初就撤走了，而苏联专家则在新中国确定新安江水电站坝址的《决议书草案》形成还不到两个月，也都陆续打道回府了，最终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制设备把电站建造成功。

    损失和牺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国力条件下既成事实的。在浙江省制订的移民方案中，原先是有85000多农民被安排进新建厂当工人的，但是在那份“第二方案”中被否定了，理由是水库淹没了农田，已经造成了粮食生产的损失，新增8万多工人，国家要拿出更多粮食补偿，不利于粮食平衡，据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但也确是当时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