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通鉴》卷119，营阳王景平元年所记：“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说明北魏利用地形，在这深达四十丈的井的底部挖一地道，使井水泄干，以断城内唯一水源。毛祖德坚守虎牢城达二百日，最后却因全城所赖的唯一深井被北魏所泄，终致城破兵溃。《宋书·索虏传》还记载了井水泄干后，守城官兵的渴乏之状：二十一日，虏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至期二十三日，人马渴乏饥疫，体皆干燥，被创者不复出血，虏因急攻，遂克虎牢。虎牢城之战发生于北魏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距郦道元之时不及百年，郦氏借公事之便，亲自去看了北魏当年所掘的地道，“穴处犹存”。井水在战争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郦道元对此当然是铭记在心的。对于这些缺乏地表水的地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特别对地下水作了详细的介绍【全书记载的泉水包括温泉达240处左右】，尤其是对井水的介绍，往往注意到井的深度，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华阴县北”注中记载的长城以北平原上的井：“长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又如卷二十五《泗水》经“西南过鲁县北”注中记载的曲阜武子台附近的大井：“台西百步有大井，广三丈，深十余丈。”像这类井所在的地区，都是地下水位很低的地区。郦道元十分清楚，在人与水的关系中，井水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关于水灾的记载，在《水经注》中还有不少，如，对中国最早的一次洪水记载就是在《水经注》中，其卷十五“洛水”篇载：“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今《河图·视萌篇》是也。”这就是传说的中国最早的一次暴雨洪水记载。再如，黄泛区内的一些湖沼，像已见于先秦记载的柯泽、雷泽、菏泽、巨野泽、孟诸泽等，均见存于《水经注》中，这些湖泽的形成，大概是因为战国西汉时黄河下游堤距很宽，两岸相距五十里，大量泥沙随流落淤，决出堤外的泥沙相对减少，故而那些虽经受黄河洪水漫淤的湖沼，尚未遭完全淤平的厄运。像巨野泽在南北朝时湖区辽阔，“南近洙泗，北连清济”，巨野县为湖水所围。这恐怕是汉武帝时河水决入巨野泽后，湖底抬高，湖面扩大后因来水不断而长期未消的结果。对这些湖泽，《水经注》既有记载，更有对其洪涝情况的分析。总而言之，《水经注》关于水灾的记载，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郦道元对于人与水的关系是十分关注的。而在这些关注中，我们还可以探寻到他那独特的治水认识和治水思想。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二中，对巨马水介绍时，有这样一段记述：

    其水又西南转历大利亭，南入巨马水，又东径容城县故城北；又东督亢沟水注之，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引之则长津委注，遏之则微川辍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是郦道元关于水的重要观念或思想，它反映了郦氏对人与水的关系的认识。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水经注》中关于人与水的关系的记录为数不少。如，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十分重视河渠水利工程的记录，因为这类工程最能体现人与水的关系。在该书的卷十四“鲍丘水”中，郦道元重点介绍了魏刘靖在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修建的车箱渠，他在“又东过潞县西”注中记述：“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12年之后，魏人又对这个工程进行了扩展，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樊晨对车箱渠做了